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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与高贵

早期进入欧洲的中国外销瓷

︱黄忠杰︱

“CHINA”一词的来源，在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解释共有两种：其一是泛指中国，其二特指中国瓷器。美国历史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中指出，中国的西方名字“CHINA”由秦（Ch'in）而来；汉代丝绸之路兴起，来自中国的瓷器随着骆驼商队销往欧洲，由于西方人对于硬质陶瓷一无所知，遂称其为“CHINA”。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一书中指出，“CHINA”是汉语“昌南”(景德镇旧称)的音译。十六世纪初，随着景德镇地区大量精美白瓷流传到海外，“CHINA”成为中国和中国陶瓷的代名词。印度文僧苏曼殊（公元1884—1918年），精通英、法、日、梵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认为“China”一词起源于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用来指华夏。明代中期，葡萄牙人将瓷器贩运到欧洲，称其商品曰“Chinaware”，后来省掉“ware”，简称为“CHINA”，该词才获得“瓷器”之义。尽管以上三种解释各不相同，但都有各自的立论依据，也都提到了“CHINA”与中国瓷器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兴起之后，中国瓷器随之传入欧洲，西方人一开始并不知道这玲珑剔透的洁白器皿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起先只是作为一种宝物看待，作为一种来自东方的圣洁之物而被收藏，后来则成为欧洲商人牟取暴利的主要商品。

十七世纪中期，为了满足欧洲贵族对瓷器的大量需求，在清代初期“迁界禁海”的情况下，欧洲商人一方面从毗邻中国的日本进口类似的瓷器，另一方面竭力在欧洲本土仿制中国瓷器。对瓷器的渴望促成了欧洲“中国热”现象的出现，中国瓷器的细腻、精巧、温润特质慢慢成为欧洲社会广泛认同的美学风格之一，对十八世纪欧洲盛极一时的洛可可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 德化窑马可・波罗罐

〔意〕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圣器室藏

然而，中国瓷器对西方美学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十三世纪末期，西方出版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又名《东方见闻录》。在这本书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口述了他在东方的见闻，并详细地描绘了“东方大国”的富饶物产，让西方人对东方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但在公元1324年马可·波罗病危时，不少社会人士和他的亲友认为，《马可·波罗行记》是对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夸张描述。因为当时的欧洲人认为，鞑靼人是野蛮而残忍的，而马可·波罗对威武的元朝皇帝、壮丽的宫殿、精美的青花瓷器和人口众多的繁华城市等的描写，都是虚构的，因而是不可信的。所以，不少人为了在马可·波罗临终前“拯救他的灵魂”，多次恳求他否定这部著作，或者至少否定他们认为不实的部分。但是，奄奄一息的马可·波罗在临终前还是郑重声明，他不仅没有言过其实，而且“所见异事，还没有说到一半”!这部在人类历史上不朽的著作直到1824年，即其完成五百年后，才出版了法文译本。

事实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并没有太多的夸张与修饰。当时的中国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在财富积累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在马可·波罗之前，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卢白鲁克与阿西林、安德鲁·朗久木就曾受罗马教皇的差遣出使蒙古，企图利用宗教的力量，通过蒙古汗国中信奉基督教的权贵，对蒙古汗国施加影响。因为当时蒙古西征，欧洲各国极为震动，这几个人作为罗马教廷使者的先行者，在法国与蒙古之间奔走，并担当了基督教传播者的角色，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柏朗·嘉宾，他将自己的见闻写成《蒙古史录》，这部书和在他以后出使蒙古的卢白鲁克的《行纪》，被誉为在《马可·波罗行记》之前有关东方的见闻录中的两部杰作。这两部著作的内容首先被维森特·贝瓦伊的《世界史》所摘录。

马可·波罗一行在中国的游历，为欧洲人对远东的认识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马可·波罗给欧洲人带来了丰富的东方知识，使欧洲人不仅了解到中国人的生活，也了解到中国有很多珍贵物品，如马可·波罗描述的河道是“能把宝石卷滚到平原的”河道，这使得西方人按捺不住要到东方去获取财富。马可·波罗的游记在叙述中国和东方各国的风物时，也描述了当时中国陶瓷生产的情况 。在第一百五十四章里，马可·波罗叙述他从杭州出发，经衢州，到“格里府”，即今之福建建宁。而建宁是宋代著名的陶瓷—建盏的产地 。他说：

格里府城甚广大……城中有三石桥，世界最美之桥也。每桥长一哩，宽二十尺，皆用大理石建造，有柱，甚美丽。

马可·波罗离开福州后，渡过河，骑行五天，到达了闻名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商港—刺桐（Caton）港，其位于今日泉州市。他写道：

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

马可·波罗在行纪中还特别提到了泉州城附近有个生产瓷器的“迪云州”，即德化，以及德化的瓷器。他这样记载：

……迪云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

瓷市甚多，物一枚，搦齐亚钱（威尼斯钱币）不难购取八盘……

制瓷之法，先在石矿取一种土，曝之风雨、太阳之下三四十年，其土在此时间中成为细土，然后可造上述器皿，上加以色，随意所欲，旋置窑中烧之。

马可·波罗去世二十年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77年）经由海上来到中国。这位出生在非洲的旅行家，从1325年开始，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总行程长达十二万千米。他有一部《伊本·白图泰游记》，记录了他三十年旅行生涯中积累的世界各地的资料，当然包括在中国的见闻。他到过泉州、广州，据说还见过元顺帝。伊本·白图泰在他的书中盛赞：

这里的（景德镇）瓷器首屈一指，他们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先进技术。……

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手艺最高明和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民。

近年来，英国和中国学者研究发现，在欧洲现存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年代最早的有两件：一件是元代德化窑的“马可・波罗瓶”，另一件是元代景德镇窑的枢府“玉壶春瓶”。前者有学者认为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访问时在刺桐城（泉州）所购买，时间约为十三世纪九十年代。1324年1月8日马可·波罗去世，其家族的三份遗嘱、德化窑瓷罐以及蒙古大汗赏赐的三块金牌一并保存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后者时间稍迟，年代约为1300年，现藏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文献记载，1381年这件瓷器的流、柄、托和盖曾镶嵌华贵的金属，被改造为一把执壶。此后该瓶曾辗转于欧洲王室和贵族之家，然而在1882年佳士得的 拍卖会上，这只玉壶春瓶已被去掉了金属配件，并以27英镑7先令的低价在拍卖会上易主。

元代中国瓷器外销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有以下三条路线：第一条，由大都到辽阳路，南行可至高丽王京、开城，东北行至开元路、上京故城（今黑龙江阿城），北行至今俄罗斯。第二条，由大都北上至黑龙江上游，西沿克鲁伦河至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第三条，自大都向西北，经宣德（今河北宣化），循木邻驿道抵达和宁，再向西北行经今蒙古国察干乌拉东南，穿过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进入欧洲。

海上交通线路也分三条：第一条，从宁波、杭州、广州等港口到朝鲜和日本。第二条，从泉州、广州等港口起航向西南行至占城（今越南中部），过南海诸岛抵加里曼丹、文莱、沙捞越等地；或沿加里曼丹北海岸东北行至菲律宾的苏禄群岛、麻逸和吕宋岛；或沿加里曼丹西南海岸南行，抵爪哇的泗水。第三条，自泉州、广州向西南行，至吉兰丹、彭亨（均在今马来西亚），过东、西竺（今马来西亚奥尔岛），南至三佛齐和爪哇；或自东、西竺向西航行，渡马六甲海峡，至苏木都刺的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哥打拉夜）。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陶瓷之路”。泉州和广州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成为中国重要的出海港口。通过这两个港口输出的瓷器数量巨大，特别是泉州，是当时世界重要的商港之一。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过泉州的商贸繁荣。广州的商贸同样居重要地位。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描述了他在广州的见闻：

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瓷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也门。

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故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也。

中国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曾遍游南洋数十国，在他所著《岛夷志略》中也说：

甘埋里（印度商埠）……与佛朗相近……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互易。去货丁香、豆蔻……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

由于海外贸易的繁荣，许多国家有幸获得这些美丽的中国瓷器。现在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中亚的伊朗、土耳其、伊拉克，非洲的埃及等国，均保存许多精美的青瓷、白瓷、黑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器。朝鲜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因而保存的中国瓷器数量更多，如1977年从韩国西南部的海底沉船打捞出水大批元代的龙泉青瓷、钧瓷、湖田窑青白瓷、吉州窑黑瓷和白瓷；日本福冈县在地铁施工中发现了十万多片中国瓷器残片，绝大部分是宋元时期的产品，以龙泉青瓷和福建德化窑、磁灶窑、东门窑、同安窑系产品为主，其中划花篦纹青瓷（即珠光青瓷）数量最多，还有建窑黑瓷，以及广东潮州窑、西村窑和北方磁州窑的产品。

公元十四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瓷器没有太多的认识，他们当中有人坚信，这是一种用贝壳、蛋壳或经过精细磨制的石头制成的。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欧洲人更多的是使用玻璃器皿和粗糙厚重的陶器来盛放液体。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大量的中国外销瓷器是在十六世纪早期才开始抵达欧洲的。葡萄牙是较早开展殖民扩张的国家之一，也是较早与中国开展瓷器贸易的国家。1511年，葡萄牙将领阿方索·德·阿布奎基占领马六甲。1516年，葡萄牙人首次经水路进入广州。1521年，明朝政府下令禁止与葡萄牙人通商，中葡贸易遂告终止。1525年后，中国和葡萄牙商人常在远离官府的海面上或小岛上进行瓷器交易。受葡萄牙商人雇佣的意大利人安德雅·哥撒利于1515年1月15日的信函中说：“中国商人渡过暹罗湾来到马六甲购买香料，带来他们国家的瓷器。”葡萄牙里斯本的东方艺术博物馆里，至今仍珍藏着十六世纪中期的中国青花纹章瓷，一些饰有葡萄牙纹章或写着献给某某人的青花瓷上都有明确的纪年，它们是早期纹章瓷的代表，标志着欧洲向中国定制外销瓷器的开始。

在欧洲，另一本有关中国瓷器的历史文献是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的著作，他在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向欧洲人系统介绍了中国瓷器的制作工艺。公元1548年，克罗兹和一队传教士到达印度西海岸，然后在马六甲创建了修道院。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冬季，他随商队访问了广州。1570年2月，克罗兹去世了。就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写的关于中国情况的传记文学出版了。他在书中描述了广州的社会状况、人民的生活以及中国人节俭勤劳的传统美德。值得注意的是，克罗兹在书中指出瓷土是由洁白而柔软的岩石和坚硬的黏土制成（当然他没有明确地指出是高岭土），这一点对日后欧洲人掌握制瓷技术至关重要。克罗兹的著作在葡萄牙出版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陆续出版了译本，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此后，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瓷 器的了解和向往更进了一步。

十六世纪中期，葡萄牙的商船往来于里斯本、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广州之间，船上运载的货物，除瓷器外，还有茶叶、生丝、漆器和东南亚国家的香料。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人纷纷涌入里斯本，有些还在葡萄牙设立办事处，进行批发和商业金融活动。里斯本很快取代了中世纪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不少专门经营中国瓷器和手工艺品的商店也蓬勃兴起。此外，还有很多售货亭和货摊。最吸引人的是里斯本的格尔明街，那里以销售中国瓷器而闻名。当时，诗人斯卡尔隆写道：

请告诉我现在葡萄牙的售货亭，至少我们会看到一些新奇的事物。

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中国，

完美的瓷器是如此值得称赞和夸耀。

镶嵌英式银质鎏金底座的龙泉碗

〔英〕牛津大学新学院藏

为了使中国的瓷器能够在欧洲适销对路，葡萄牙的商人们还对中国瓷器的造型、图案、釉彩、装饰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要求，以便符合欧洲的生活和艺术欣赏习惯。在当时，里斯本瓷器市场上最流行的就是有两个柄的大碗。葡萄牙博物馆珍藏的一只大碗，上面的纪年款是公元1541年，即明嘉靖二十年，碗的外部描绘着欧洲的马夫，内壁画着宗教图案。另一件欧洲钢盔形状的带柄水罐，高23厘米，描绘的折枝花卉和蔓草图案用绿、红釉和描金装饰，同样是中国十七世纪制作的作品，现珍藏于里斯本的安的加艺术博物馆。

十六世纪葡萄牙贵族所用的中国瓷器，都是委托商人定制购买的。因此，在中国出口的瓷器上出现了葡萄牙王室的纹章，它的图案是双翼之下的王冠，这一定制让葡萄牙的商人们获得了高额利润。根据1541年欧洲文献记载，一件装饰着葡萄牙王室纹章的中国瓷器价格大约相当于几个奴隶的价格。在王后的财产清单中，中国瓷器也是重要的一项，甚至连王后和公主的手镯也是中国瓷器，为了避免破损，还在瓷器手镯上镶饰金边。

除此之外，为瓷器装配金属附件也成为王室贵族们品鉴的一种习惯。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收藏有一件明代龙泉窑的青瓷碗，此碗最初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公元1450—1532年）的财产。青瓷碗上镶嵌着英式的鎏金底座，上面刻有英文字母“A.E.J, Birmingham”;根据英国考古学家的研究，银底座制作于1500—1530年，故而此碗年代应为1500年前后。此碗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稀世珍宝，它是目前已知中世纪欧洲现存最古老的青瓷，在制造后不久就被带到了英国，后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将其赠送给牛津大学新学院。如今透过英式底座我们依旧能够欣赏到青瓷碗的精美，其纹饰由明代技艺熟练的龙泉工匠绘制，包裹纹饰的橄榄色釉料正是欧洲人熟悉的青瓷（Celadon)。这一欧洲术语指称中国古代应用于特有阴影装饰技法的青色瓷器。而英国贵族为该瓷器镶嵌的贵金属也为此非凡之作增添了一份奢华气质。它不仅呈现出明代中国青瓷碗的物理属性，还传达出其核心精髓与魅力；既印证了东西方古代工艺技术水平之精湛，也彰显了永恒的审美追求。

在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的邻国西班牙也在积极开拓前往东方贸易的新航线。1564年，西班牙船队攻占了菲律宾的宿务，1570年又占领了马尼拉和吕宋，进而与当地的华商建立了贸易关系。

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拉维扎里斯在1573年6月29日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提到：“中国船只每年来到这个岛屿（菲律宾吕宋）的许多港口进行贸易。可以肯定，中国距此很 近，不到两百里格。中国人一直来这里交易，我们到来以后，总是想方设法好好对待他们。……从他们开始和西班牙人做生意以后，每年都带来更优质和更多样的物品（丝绸、羊绒布、钟、瓷器、香水、铁器、锡器、有色棉布和其他小用品，带回去的是黄金、白银和蜡）。如果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的商人能够来这里交易和开矿，他们可能会赚很多钱。”

十六世纪末期，明朝的瓷器开始大量销往北美的新西班牙（即墨西哥），产品不仅有景德镇的青花瓷，还有福建德化的白瓷。西班牙帆船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来回穿行，担负起欧洲、美洲与亚洲的贸易与运输重任。1565―1815年的二百五十年间，仅在亚洲航线上，西班牙就有四十多艘船只沉没在大洋深处，可想而知，当年三大洲之间的海洋贸易已十分兴盛。

然而，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通信尚未发达的时代，难以管理一个横跨半个地球的帝国。十七世纪，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崛起，以及荷兰独立战争的持续，种种不利因素迫使西班牙与葡萄牙皇室放弃垄断全球贸易的机会，与此同时，一种崭新的全球化贸易体系在英国和荷兰逐渐形成。

(意) 利玛窦216 坤舆万国全图（局部）

〔美〕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藏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