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推行的改革，许多都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许多举措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这些改革往往不够彻底，更多的是治标不治本，且容易给后续带来隐患。 其中，史论中常常提到咸丰改革的一大亮点，就是所谓兵不足而兼用勇。这里的勇指的是乡勇，意思就是地方的民兵团练制度。实际上，清朝的团练制度并不是咸丰所创立，但在他的推动下得以发扬光大。因为在太平天国之乱爆发时，朝廷的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于是咸丰命令各地官员组织乡勇，以此作为对抗太平天国的主力。尤其在地方团练上，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所创办的湘勇堪称最为成功，最终也成为了扭转乾坤，击败太平天国、为清朝续命的最大功臣之一。

然而，咸丰放手让地方团练掌控兵权，冒着很大的风险。曾国藩刚刚取得湖南战场的胜利，收复了全境，并且攻下湖北武汉黄石等地时，大学士祁寯藻曾经警告咸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地方团练的势力，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够正确利用，可以成为击败敌人的有力武器；但如果处理不当，也有可能对自身造成巨大的威胁。尤其对于清朝这个外族政权而言，这样的风险更是让人心惊。客观来说，咸丰能够突破重重困难，最大化发挥地方团练的作用，展现了他非凡的眼光和决策力。若换做道光帝来应对这场危机，恐怕他连采取这种破釜沉舟的举措的勇气都没有。 然而，咸丰虽重用乡勇，作为一时之需，尚可理解，但若以此作为长久之计，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前文提到，清朝的正规军已经由昔日的精锐变成了兵弱马稀的残兵，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性问题。咸丰若要进行军事改革，应该着力于改革现有的制度，甚至可能需要触动旗人阶层的既得利益，重新打造一支能够真正应对战争的中央正规军。然而，咸丰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根本没有时间去推行这样的改革，结果是将兼用变成了专用，一味依赖地方团练的力量。短期内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为未来埋下了隐患。 正如前文所述，乡勇并非正规军，属于编外人员，朝廷本来并没有为他们设立正式编制。如果不给他们封官，谁又愿意为清朝效力呢？因此，咸丰只得增加编制来让这些乡勇有官职、有俸禄。这样一来，已经臃肿不堪的官僚体系进一步膨胀，而在战争结束后进行裁撤，又会引发许多麻烦。胡林翼曾经深刻指出这个弊端：太平军封王太滥，诸王各不相下，不受节制，故行军难有统帅；上游仅恃陈玉成，下游仅恃李秀成，非有节钺之尊也。官军提督、总兵，黄马褂，成烂羊头，一旦乱平，朝廷那有如许官，有功者无以为生，必生意外。观敌军封王之滥，事必无成，我军后日之隐忧，正中此弊。 胡林翼所提到的这些问题看似尚小，但其实更加严重的是，乡勇势力的不断壮大，使得一些地方大员开始显现出军阀的初期特征。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晚清时期，地方军阀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湘勇、淮勇这些地方武装，虽然清朝名义上依然掌控，但实际上已然脱离了中央的统治，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力量。

经过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之后，清廷为了防止某一派势力过于强大，一度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试图通过各方势力的制衡来保持稳定。但这种制衡方式像是走钢丝，缺乏强大的支持力量，一旦失去平衡，便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咸丰时代之后，清廷的军权逐渐向汉族大员倾斜，军队的掌控越来越落入地方之手，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清朝的政治危机愈加显现，外强中干的状况愈加严重。 《张之洞年谱》记载了一次关于是否尊重民意的争论，摄政王载沣对张之洞妄言：怕什么，有兵在。张之洞则淡然回应：不意闻此亡国之言。载沣自以为清朝还有兵权可以支配，而张之洞则早已洞察时局，认为清军早已不再听命于皇室。最具讽刺性的是，在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正是载沣口中的兵，推翻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