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九月，礼部对山西乡试的主持官员提出了弹劾，指责他们出题时未避讳《诗经》中的维周之桢四个字，要求追究责任。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困惑，正统年间的大明皇帝不是明英宗朱祁镇吗？这四个字似乎并没有触及到谁的名字，那么它与桢和镇是否有发音上的相似呢？事实上，明英宗的避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格，以英宗为例，只要避免将祁和镇两个字连在一起用，通常并不会受到过多限制。然而，维周之桢中触犯的字，确实是桢，但其对象并不是朱祁镇，而是已故的楚昭王朱桢。根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的记载，礼部奏请山西布政司，指出乡试中的诗经题中维周之桢犯了楚昭王的讳，未曾回避。

英宗虽然宽容了相关官员的过失，并告诫他们以后避免类似错误，但仍然进行了处理：考试官学录郭明郁、教谕吴骥，以及知县黄子嘉都被罚俸一个月。提调官左布政使石璞、左参政朱鉴，监试官按察使林文秩和佥事黄文政也因失职被记过并降职。这种纪录还职的处分，就是在官员档案中留下污点，日后有可能成为追究责任的依据。虽然楚昭王朱桢去世已有二十三年，很多当时的考试官甚至可能未曾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历史就是如此神奇。即使一位去世多年的藩王，依旧需要为他避讳。而对于朱桢的子孙来说，昭王虽已去世，他的影响力却始终没有消失。

谈到楚王家族，在朱桢去世后，嫡长子朱孟烷继承了楚王之位，素有小心敬慎，始终如一的美名。宣德年间，他终于通过上交二护卫的努力，消除了朝廷对楚藩的戒心。然而，尽管楚府在宣宗年间曾有过短暂的平稳，但正统年间关于楚府马场的事件，却再次揭示了朝廷对这个强藩的复杂心情。

正统十年（公元1435年）十一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向年轻的朱祁镇皇帝提出建议，称朝廷一直在向陕西各王府和民间借马用于边防，但仍有缺口，是否可以向楚府借些马匹。乍一看，这个提议似乎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楚王的封地在湖广的武昌，和陕西似乎并无太多关系。然而，楚府在六盘山西麓的隆德县有着自己的马场，养着大量的马匹，这才引起了郑铭的兴趣。事实上，这不仅是朝廷知道的事情，连当时的达贼也清楚这一点。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正月，达贼犯边，其目的之一就是掠夺楚府孳畜。英宗对此异常重视，迅速指派方政、杨洪、丁信、蒋贵、赵安等将领进行围剿，并亲自给楚王和肃王写信，要求他们为官军提供战损马匹。

朱桢的生母胡充妃，曾是太祖朱元璋年轻时的心头挚爱，因此楚府不仅富甲一方，其马场和其他资源也远超一般藩王。想象一下，边防军队缺马竟然要依赖王府的马场，这样的情况如何不引发皇帝的警觉呢？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八月，楚王朱孟烷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英宗为此辍朝三日，赐谥庄，意味着他在世时恪守正道，德行高尚。楚王的妹妹郡主郝氏（即昭王的第八女）和她的仪宾葛隆也牵涉其中。在她的丈夫葛能去世后，她曾请求在回武昌的途中顺道祭拜祖墓。作为王妃，她的悲悯与责任感展现了那个时代宫廷生活的无奈与严苛。

然而，葛隆因故未能得知朝廷对其妻的特别批准后，也曾通过贿赂一事影响朝廷处理。湖广按察使孔文英揭露此事，使得葛隆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由此可见，尽管楚府尊贵且地位显赫，但它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宫廷风云与权谋斗争。

在朱孟烷去世后，楚王家族中的几位王爷的继承问题也层出不穷。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楚庄王的长子朱季堄被册封为武陵王，其后婚事经历了多次波折。年仅十五岁时，他本有机会与鲁曾之女成婚，但由于某些奏章导致婚事被紧急取消，直至四年后才完成。朱季堄的这些经历反映了当时的朝廷规矩与贵族阶层的严苛要求。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府的历史继续交织着兴衰和权力斗争。在这些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楚王家族的底蕴与影响力始终是那个时代权力博弈中的重要一环。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年正统年间，虽然楚府已经有了二护卫这样的象征性保障，但其在大明王朝中的复杂地位，依然未曾改变。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揭示楚藩宗室在景泰年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