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程潜，邀请了唐生智、周世钊和陈明仁来家中做客。程潜与陈明仁、唐生智都曾有过深厚的交情，而周世钊，作为当时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也是知名的教育学家，几人与程潜的关系也十分亲近。四人落座后，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国内外的局势。在随意的谈话中，他们开始讨论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程潜突然提到：据我了解，这次会议上将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安排要讨论。听说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可能会安排张治中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一安排，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同的声音，不知各位怎么看？

张治中，曾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且在抗战期间为国立下赫赫战功，抗战胜利后更主张国共和谈，因此被誉为和平将军。按理说，对于中央的这个任命，各方应该没有太大异议。然而，程潜的话刚一落地，唐生智却拍案而起，声音急切：我唐某不同意这个安排！张治中是什么人，难道毛主席和共产党不知道吗？他可是火烧长沙的罪魁祸首！当年文夕大火，哪个湖南人不知，哪个长沙人不晓！怎么能让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我说，全国如果这么安排，那就该多安排几个张治中啊！我一万个不同意！

唐生智的话让屋内瞬间寂静了下来，大家都没有说话。程潜站起身来，拍了拍唐生智的肩膀，轻声安慰：孟公，张治中确实在文夕大火中负有责任，我也有他的意见。但你要知道，张治中在新疆为党为国立下了大功，做了不少贡献啊。程潜又转头看着在场的几人，要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过’，包括我自己。共产党也给我们做了安排，不是吗？所以孟公，不如投他的赞同票，别再反对了。

唐生智沉默了，程潜的话似乎触动了他心中深藏的痛楚。那是一段让他难以启齿的往事，每次回想，依然让他心头隐隐作痛——那就是1937年南京保卫战时的情景。

1937年11月5日，日军新组建的第十军从杭州湾登陆，原本对峙的淞沪会战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决定指挥部队撤退到南京周围。11月12日，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展开追击，日军主力朝南京逼近，战局变得异常紧张。随着局势的恶化，南京的防守压力骤然增大。蒋介石也深知，南京的守卫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日军装备精良、兵力强大的局面。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不能轻易放弃。

当时蒋介石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参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南京难以守住。他们提议，南京应当放弃防守，避免更多的伤亡。然而，唐生智却坚持认为，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和孙中山的陵墓所在地，必须死守。他坚定地说：如果没有人守，我来守！为国家的抗战精神，也为孙中山的遗愿，我们必须守住南京！蒋介石听后，决定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区司令，指挥守卫南京。

唐生智自己却清楚，南京的局势非常严峻。尽管他接下了这一重任，但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防御，更是一场生死较量。而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南京的防线越来越难以抵挡。唐生智后来回忆道：守南京，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而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的决心，宁死不屈。

然而，时隔多年，唐生智的儿子唐仁和却常常回忆说：父亲其实没有选择，他并非出于一时的勇气，而是责任所在。在父亲眼里，守南京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更是对国家抗战意志的捍卫。但面对巨大压力，指挥上的失误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在突围计划中，唐生智一时的决策失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南京的失守，也让唐生智深感自责。

尽管他全力以赴，带领军队死守南京，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南京最终还是沦陷。战后，尽管南京保卫战的失利给唐生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但蒋介石却并未过多责难他。毕竟，蒋介石明白，这场战斗的失利责任远不止唐生智一人。南京的失守，除了唐生智的指挥失误外，更与当时政府缺乏有效准备、对平民的疏忽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

战后的唐生智，逐渐淡出了政坛，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远征军司令职务，选择了远离纷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毅然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支持和平并最终与中共合作。作为湖南和平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唐生智此后再未谈起南京保卫战，成为家中的不言之痛。

直到晚年，唐生智在与家人相对宁静的时光里，才偶尔提起南京保卫战。当时，唐仁和深有感触：我父亲从不轻谈往事，尤其是南京保卫战。直到晚年，他才将这段心头的痛慢慢道出。作为卫戍司令，父亲当然有责任，但他从未一人承担所有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