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朝正一品，听着威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出门前呼后拥，回家锦衣玉食。

但真实的历史，远没有这么体面。

工资低得养不起仆人，上朝早到凌晨三点出门，一个不留神就被抄家砍头。

——《壹》——

这个位子，你可能一辈子都坐不上

很多人以为，只要能力够强、够努力，在清朝做官就能一步步爬到顶，错了，大错特错，清朝官制沿用"九品十八级"，正一品站在金字塔最尖端。

听起来好像只要熬资历、立功劳就能到。

但你仔细看看正一品都是哪些职位，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是虚衔，整个清朝都是荣誉称号，没有实权， 三殿三阁大学士倒是有点分量，可数量极少。

地方上呢？只有伊犁将军和绥远将军是正一品。

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九大总督，不好意思，总督本身只是正二品， 必须兼任大学士才能算正一品，也就是说，正一品的坑位本来就没几个，还有一半是给死人追封的。

那活着的人要多久才能坐上去？

拿乾隆朝的几位名人来说， 和珅，1772年入仕，1780年当上领侍卫内大臣，达到正一品，八年，这个速度在整个清朝都是开挂般的存在。

但和珅的条件太特殊了，满洲正红旗出身，长得好，会说话。

被乾隆当成自己人来用，这种机遇，两百多年里找不出第二个，再看纪晓岚， 1754年中进士步入官场，兢兢业业干了五十年。

最后封了个协办大学士，听着挺大的官？

但"协办"两个字是关键，那是副手，从一品，不是正一品， 纪晓岚到死都没摸到正一品的门槛，刘墉呢？1751年中进士，三十年后才混到从一品。

又过了十六年，1797年，他终于当上了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

前后整整四十六年， 而且据史料记载，乾隆选他不是因为看重他，而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随便点了一个。

晚清三大名臣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

曾国藩进士出身，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大功，先做到从一品封疆大吏用了二十二年，1867年才封大学士，前后二十九年。

李鸿章，1847年入仕，1873年成为大学士，二十六年。

左宗棠算最快的，但他也用了十八年，注意，这三位都是晚清最顶尖的人物，手握兵权，平定内乱，开展洋务，功劳大到朝廷不赏都说不过去。

普通官员？想都别想。

有人统计过，整个清朝近三百年，真正靠自身奋斗做到正一品的汉人官员，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武官更夸张，正一品的领侍卫内大臣，限定满洲上三旗，每旗两人，一共六个名额。

遏必隆、鳌拜、索额图、傅恒、和珅……全是满洲亲贵，汉人基本没戏。

所以别被电视剧骗了，正一品不是你够努力就能到的，你还得出身对、运气好、站队准、时机巧，四样缺一样，你这辈子可能就停在从二品或从一品，再也上不去了。

——《贰》——

穷到仆人都看不起你

好不容易熬到了一品，坐下来一算账，心凉了半截，清朝官员俸禄承袭明制，出了名的低，正一品文武官员，年俸180两银子，禄米180斛。

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大约三万多块钱，外加两千五百公斤粮食。

三万块钱一年，你没看错，有人会说，古代物价低啊，没错，普通人家手里有几十两银子就能过一年，但问题是，你是一品大员，不是普通人家。

你要养一大家子人，妻妾子女、父母长辈。

你要养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仆人，你要养幕僚师爷，你要迎来送往、打点关系，这三万块钱，连送礼都不够，1842年，曾国藩在京城做翰林。

他的仆人陈升嫌他出手太抠，当面跟他吵了一架。

然后卷铺盖走了，另找高枝，堂堂未来的湘军统帅，连个仆人都留不住， 这就是京官的真实处境，更扎心的是满汉之间的待遇差距。

满洲亲王年俸一万两白银，一品汉人京官呢？

180两正俸加上180两恩俸，总共360两，亲王是你收入的将近28倍，做一样的朝廷命官，差距比今天的CEO和实习生还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雍正年间开始推行养廉银制度。

初衷是好的，给官员多发钱，让他们别贪，但这里有个关键细节：养廉银只发给地方官，京官没有份，地方上的总督，养廉银从一万三千两到两万两不等。

两江总督最高，乾隆朝巅峰时期甚至拿到三万两。

相当于年薪近五百万， 而京城里坐着的一品大学士、六部尚书，只有双倍工资，也就是360两，天差地别，那京官怎么活？答案是，灰色收入。

每年冬天，地方官给京城上司送"炭敬"，夏天送"冰敬"。

官员外放送"别敬"，逢年过节送"年敬"， 三节两寿更是送钱的高峰期，一品京官手握考核升迁的权力，地方官为了前途，自然要花钱打点。

这些名目繁多的孝敬加起来，一年少说也有几千两。

坐到权力核心位置的，可能更多，但这些钱，收了是人情世故，同时也是埋在脚下的地雷， 哪天皇帝要查你，这些就是罪证。

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这就是一品大员最尴尬的处境，制度逼着你穷，潜规则逼着你收灰色收入，而这些灰色收入随时可能要了你的命。

——《叁》——

上朝像打仗，站队像走钢丝

一品大员的日子，不是在上朝，就是在去上朝的路上，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去应酬的路上，先说上朝，清朝规定，皇帝五更上朝，也就是早上五点到七点之间。

而大臣必须在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赶到午门外等候。

一品官可以站进太和殿内，二品站在门口外面，三品更外面，三品以下没资格，晚清官员恽毓鼎的日记记录了一个京官的真实作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光绪帝要见官员。

恽毓鼎凌晨四点就得到景运门朝房等候，三月的某一天，他凌晨三点出门，因为下雨路滑道路泥泞，马车颠簸不止，赶到东安门的时候天才刚亮。

如果要去颐和园上朝就更惨了。

有一次给慈禧祝寿，他凌晨一点半就起床了，冬天更遭罪，雪天路滑，马车里没有取暖设备，又冷又颠，到了宫门口浑身发抖。

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发现皇帝脸色很差。

他在日记里感叹：皇上的气色不好，跟上朝过早脱不了干系， 连皇帝都扛不住，何况底下的大臣，但上朝只是小事，真正要命的是应酬。

恽毓鼎记载，有一次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

整整一个多月，天天有局、天天有客， 他写道：身心俱疲，想静坐看书六个小时都做不到，十几年修养的工夫全部白费。

还有一次，他连续接待了十几位客人。

站到腿疼得走不了路，忍不住在日记里骂自己，没有一件正经事，没有一句有用的话，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真冤苦"。

这些应酬能不去吗？不能。

官场上的饭局不是吃饭，是维系关系网，你不去，别人就会议论你清高、不合群，等到你有事要办、要人帮忙的时候，没有人情可用。

在清朝官场，不社交等于自杀。

应酬累，但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政治风险，雍正继位后掀起了惩贪风暴，根据现存的抄家档案统计，雍正一朝十三年。

总共有160起抄家事件，头五年就有115起。

从总督、巡抚到布政使，谁也跑不掉，雍正七年（1729年），山东巡抚塞楞额仅因为收了两千两"门包银"，就被判了绞监候。

雍正的原话是：朕每年发那么多养廉银给你们养家，你们收了养廉银还敢收红包？

一品大员的日子从此变成了走钢丝。

——《肆》——

名门望族，转眼成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全省爆出了清朝最大的贪腐案，甘肃捐监冒赈案，事情的起因很小，一个管铜厂的县令被发现亏空了四万八千两银子。

结果他反咬一口，供出了上面的人。

一查，整个甘肃官场烂透了， 从布政使到知府知县，几乎全部参与了虚报灾情、冒领赈灾款的骗局，上面的人知不知道？当然知道。

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全都心知肚明。

但没有一个人向乾隆汇报，这场骗局持续了六七年，乾隆震怒，但他面临一个两难，如果严格按大清律处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全要掉脑袋，省政府立刻瘫痪。

最终乾隆划了一条线：贪污两万两以上者，杀。

即便如此，被处死的官员仍然多达五十六人，勒尔锦被赐令自尽，巡抚毕沅从一品降为三品，还被罚银五万两，这还没完。

负责查抄涉案官员家产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居然在查抄过程中偷偷调包。

把好的玉瓶换成劣质瓷器，把值钱的字画私吞，乾隆等着看从王亶望家里抄出来的好东西，结果发现货不对板， 一查，又是一个从一品大员落马。

这就是清朝一品大员的真实处境：你查别人的案子，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

乾隆四十年到六十年间，被查处的督抚以上大员多达二十余人，乾隆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真正廉洁自爱的，十个里面最多两三个。

到了晚清，情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不是更严了，而是彻底烂了，1906年清廷成立邮传部，主管铁路、邮政、电信，这个部门靠着铁路利润养活自己，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从奏折里可以看到，官员们喝茶看报、抽烟聊天、推诿扯皮、烤火聚餐。

至于国家已经风雨飘摇、民不聊生，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从雍正时代的铁腕治贪，到晚清时代的纲纪荡然，中间不过一百多年。

当年让官员人人胆寒的抄家制度，最后变成了贪官们的金蝉脱壳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