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推动廉洁文化融入传统节庆，让清正廉洁成为节日期间最安心的底色，已成为时代风尚。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的廉洁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代代相传。本期讲坛邀请卜宪群先生讲述古代廉政文化的特点、廉吏故事和其中所蕴含的不朽的精神价值。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无论是以礼治国的时代，还是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时期，都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廉洁思想文化理念，比如民本、仁、义、礼、孝、德、敬、公、贤、能等等。这些廉洁文化与廉政制度建设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历代清官廉吏为政的一个重要基础。

古代历史上的廉洁文化有几个重要特点：

一是以廉为本。我国历史上对于“廉”比较系统完整的认识是在战国后期的《周礼》当中，提出了考察“群吏之治”的六个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就是著名的“六廉”说。

二是民惟邦本。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珍贵遗产，是廉洁文化的核心与根本所在。早在西周时，思想家、政治家就从夏、商重神轻民的失败经验中认识到“民”的重要性。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将神与民的关系转化为君与民、政与民的关系，民本思想不断丰富，这是对廉洁文化建设的一大重要贡献。此后，民本思想贯穿于我国封建社会，成为我国历史上廉洁文化建设的一块基石。

三是贤者在位。反对任人唯亲，提倡重视才能，任用贤能者。

四是德为才帅。德才并重，以德为先，是古代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用人经历了从功劳推荐、舆论评价向考试考核的形式转变，将德附着于考试考核之中，体现了廉洁文化的制度性转化。

五是居官无私。公私分明是廉洁文化对官吏的最基本要求，强调“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秦汉以后，人们往往在“廉”字前加上“公”，称为“公廉”，这是廉洁思想的新发展。

六是正身律己。正身律己是我国历史上对官吏自身素质的廉洁要求。《论语》中强调为政者应当“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从上做起、从自己做起。

七是家国同构。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官吏的廉洁行为。“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孝是家庭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古代廉洁文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于奠定官员廉洁思想基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此，通过古代几则廉吏故事来讲述廉洁文化思想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以及传承至今不朽的精神价值。

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幼通经史，博览群书；中年从教，有弟子三千，多成栋梁之材，人称“关西夫子”“关西孔子”；50岁入仕途，官至太尉。他一生刚正不阿，勤勉清廉，调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时，“暮夜却金”，拒收门生昌邑县令王密礼金，后人称其为“杨四知”“四知太守”“四知先生”。

关于杨震的人品，流传着许多故事，拒绝学生的帮助就是颇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杨震家族失去爵位后，生活相当贫寒，他在教学之余，还要努力多种庄稼售卖以补给家用。学生们见杨震劳作辛苦，就趁他外出的时候，帮助栽种庄稼。那个时候，老师让学生帮助进行田间劳作的情况十分普遍，但杨震拒绝这样做。

杨震认为，学生们帮自己种庄稼是不务正业，在他的门下学习，掌握圣贤之道才是唯一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是杨震坚守的人生准则。

在山东莱州，有一处古色古香、幽静典雅的街心公园，叫“四知苑”，如今是市民日常放松休闲的场所。“四知苑”名字的来历，就源于杨震的故事。

公元112年，杨震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昌邑县，昌邑县令王密得知消息，前去拜谒。王密是荆州人，杨震在荆州刺史任上，曾举荐过他。为报答举荐之恩，王密于当晚携十斤黄金想送给杨震。杨震不为所动，断然拒收。于是在历史上就有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在《礼记·大学》中有这样一段话：“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君子，理应敬畏天地、遵循道统，时时接受内心良知映照和家国宗法约束，这也是中国传统士子一代代沿袭下来的人间正道。杨震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一句话让王密羞愧而去，更让后世之人久久回味，成为传颂千古的名言。随后，“四知”一词作为颂扬官员高洁品行的代名词被广泛运用，文人墨客吟咏不断。唐代诗人、宰相李峤就以“方同杨伯起，独有四知名”表达对杨震的崇仰之情；明代思想家、理学家薛瑄则在《题四知台》中写道“千载四知台下路，至今犹自起清风”。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李渔更是在教授诗词对仗和韵律的《笠翁对韵》一书里，把这一事迹列在其中：“卞和三献玉，杨震四知金”。

除了山东莱州，在杨震生活和从事教学的陕西潼关、华阴一带，如今也时常可见各种以“四知”命名的场所，人们用这种方式传播着杨震的廉洁作风和慎独精神，民间艺人更是以艺术形式传颂着这个故事。

慎独自律的杨震对于亲朋也是约束严格。对此，《后汉书》记载，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公廉”即公私分明，任何私下想拜访他、利用他的权力谋取私利的人，他都不会接待。

见到杨震已经担任了地方主政官员，生活仍然如此简朴，家乡的一位长者劝他说：“应当借助便利条件，多多添置家业，购买田地和房产，为子孙谋福。”杨震却答道：“使后世之人称我的子孙为清白吏子孙，把清白留给他们，难道不也十分丰厚吗！”“清白传家”成为杨震留给后人的另一份重要精神遗产。

公元123年，杨震由司徒转任太尉，继续位列“三公”，但他内心的焦虑却越来越重。当时政坛腐败现象使得仍坚守儒家道统的杨震显得形单影只。

这一天，他的家里来了一位尊贵客人——皇帝的舅舅耿宝。耿宝职务位列“九卿”，地位仅次于“三公”。他登门造访是想请杨震举荐一个人——宦官李闰的兄长。李闰封侯以后，想让他的哥哥也加官进爵，就请耿宝帮忙去拉关系。耿宝接受请求后，立即出面。耿宝以为，凭借自己皇亲国戚的面子，请人帮这样一个小忙不算难事，可在杨震面前，却实实在在碰了一个钉子。耿宝顿感颜面尽失。没过多久，皇后的哥哥阎显也想请杨震帮忙举荐亲戚，杨震依旧断然拒绝。

杨震以经学名师誉满天下，入仕后依然处处勤勉、时时自律，即使在日趋黑暗、身陷孤独的社会环境下，仍坚守传统文人的一份家国情怀和道德良知，因而树立起中国历史上以清白传家、被后世久久颂扬的廉吏典范。

之后，杨震的清明家风代代相传。他的儿子杨秉先后出任豫、荆、徐、兖四州刺史，向来“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公元162年，杨秉也像父亲一样担任了三公之一的太尉职务，上任后便着手整顿吏治，一举处置了重要地方官员50余人，天下莫不肃然。

从杨震到儿子杨秉、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家族四代人一直清白为官，并都位列“三公”高位，弘农杨氏也由此成为东汉时期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诗赞叹道：“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播人天。”

包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安徽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块珍贵石碑——《包拯墓志铭》，上面记载：“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于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安徽合肥包公祠陈列着一幅包拯画像，是根据故宫南薰殿《历代圣贤名人像》中的设色冠服半身像复制的，是迄今为止最接近真实的包拯形象。

不同于戏剧、影视剧中面色黝黑、身材魁梧的形象，包拯完完全全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形象——白净面庞、清瘦儒雅。

《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性格严峻正直，为人敦厚，不轻易与人相交，不会用伪装的甜言笑脸来讨别人喜欢。他地位虽然显贵，可是衣服、器用、饮食同当平民时一样。当初考取进士后，拜官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知县。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他推辞不去就职。又调和州监税，父母更不愿随行，他便辞官回家奉养。过了几年，双亲相继去世，包拯就在墓旁造屋居住守孝，到守丧期满，仍然徘徊不忍离去，邻里父老曾多次前来劝他结束守丧。过了很久，包拯才去吏部接受调选，做了天长知县。

1037年春天，刚刚上任天长知县的包拯，接到了一个很棘手的案件。一位农民告状说，自家耕牛的舌头被人割了，牛眼看就要死了。他请求包拯帮助捉拿凶手，赔偿损失。包拯让农民把被割掉了舌头的牛杀了卖掉。告状的农民一头雾水，如果自己主动把牛杀掉，就触犯了法律，岂不是惹祸上身。包拯则告诉他说，只管按照要求去做，不必担心。第二天一早，县衙里就来了一个人，他要状告那位农民私杀耕牛，要求法办。令告状者万万没想到的是，包拯却对他拍响了手中的惊堂木。告状的人一听，顿时慌了手脚，以为自己做的坏事已经败露，惊恐之中，俯首认罪。虽是一件小案，包拯却由此声名在外，青天大老爷的赫赫声名，或许就是由此慢慢散播开来。

翻阅历代书籍史料，有关包拯断案的故事数目不多，但却件件精彩。除了断案明察秋毫，包拯任职京城的时候还做了一件让百姓交口称赞的事情。

在权知开封府任上，他发现百姓告状时常常遭遇敲诈勒索。掌握情况后，包拯立即做出变革。《宋史·包拯传》这样记述道：“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变革诉讼程序后，免去了中间一切流程，告状之人得以直接找到法官诉说冤情，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当时，“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成为了京城最为流行的民间谚语。包拯公正廉明、爱民如子的形象渐渐深入人心。

包拯之所以在百姓心中有这样的地位，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以民为本的心。不仅如此，廉洁思想也贯穿他的一生。

1973年4月，包拯墓在安徽合肥开始发掘，考古人员在墓葬中仅发掘出香薰、瓷碗、铜镜、铜钱、陶罐、银盒等普通生活用品，其简朴程度令人惊讶。其中，一方普通的砚台引起专家格外的注意，它印证了《宋史》里所记载的包拯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的真实故事。

1040年，包拯就任端州行政长官，很快他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端州每年出产的砚台远远超出朝廷要求上贡的数额。《宋史·包拯传》记载：“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在宋代，端州是个偏远贫穷的地方，百姓生活艰辛，而砚台的取材和加工过程更是苦上加苦。包拯了解实情后，心痛砚工处境，他下令：从今往后，每年只按朝廷贡砚数额实际征收，决不再折腾百姓，更不允许任何人借此中饱私欲。消息传开，砚工们奔走相告，他们头顶多年的阴霾顿时消散，眼前是一片朗朗青天。三年执政端州，包拯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即将离别之际，民众相送，万人空巷。在当地民间故事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当时砚工们为表达敬意，精制了一方砚台，暗中交由书童带到包拯所乘的船上。包拯得知情况后，竟然毫不犹豫地将砚台抛入江中。

传说包拯掷砚的地方变成了一座小岛，小岛的面积约6平方公里，地势优越，风景秀丽，像一块浮在江中的端砚，人们给它取名砚洲岛。包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在离任时不带一方端砚的故事，成为朝野上下的美谈。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是包拯在端州任上写下的诗句，核心是“清心”和“直道”，没有华丽辞藻，也无非凡气象，却是一个正直刚强的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宣言。

包公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清官形象，已经永远铭刻在了人们的心底，成为史册颂扬的皎洁名臣、民间传唱的不朽传奇。

于成龙：“我一生得力，在令罗城”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于成龙参加在省城太原举行的乡试，正榜无名，得中副榜贡生。直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45岁的于成龙通过吏部掣签，被授予广西罗城县令一职。

当年五月初三，于成龙踏上了赴任广西罗城的漫漫长路，这一走就是100多天。当跋涉千里、历经艰险，辗转来到罗城时，这里的景况比传说中还要糟糕。迭经战乱，盗匪横行，土酋跋扈的罗城，名为县治，却杂草丛生，遍地荒芜，所谓街道，不过居民六户，茅屋数间。连大门都没有的三间破草房居然就是县衙。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于成龙也忍不住感慨，“哀哉，此何地也！胡为乎来哉！悔无及矣！”

然而，于成龙并未退缩。他在罗城“插棘为门，累土为几”，开始兢兢业业打理政事，以坚强意志、绝不言弃的精神，迈出了自己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推行保甲制，缉盗安民，奖励耕种。对于有敢于犯案的，他也敢下狠手治理乱象，“盗有犯者立斩之，悬其首于竿，由是盗皆屏迹。”有了秩序，逃亡百姓就乐意回来定居了，仅3年，混乱无序的罗城开始有了生机，渐渐地繁荣起来。于成龙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我一生得力，在令罗城”，将一片荒芜变成百姓乐土，他实现了一个儒者的政治抱负。

清代要求各级官员注意保举有才能的官吏，考核非常严格。每三年举行一次全面考核，京官叫“京察”，地方官叫“大计”，列为一等者后可举为“卓异”。1667年，于成龙以广西唯一“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此时，他已年过半百。

于成龙出掌偏远穷县，一无靠山，二无财势经济支持，三无特别文凭，但他以“天理良心”为处世底线的赤诚之心、勤干之才、廉正之风，成就了堪当重任的良好基础和执政理念。

九万大山的古道如一根情感的长线，一端系着罗城百姓，另一端系着于成龙梦里的家园。在七言律诗《粤西九日》中，他写道：“冷落荒城又一秋，每逢佳节转添愁。黄茅嶂远今犹古，白发风凄叹复羞。菊瘦独看空泪落，雁回遥望暮云收。闭门却厌登高去，醉里心魂到故丘。”

1758年，朝鲜族人金岳到罗城任代理知县，在古道边留下了苍劲的“于公旧治”墨刻。隽永的墨刻，在时光的长河里默默地守护古道，守护着人们对于成龙这位古代清官深深的景仰。

于成龙早已远去的脚步声，仿佛还在古道间回响。“荒徼皆王土，惟国家所使耳。人生仕宦，岂有择险趋易哉？”这豪言壮语，把永久的记忆留在斑驳的石板桥、古道边……

从这以后，于成龙无论是迁任四川合州知州，还是后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再擢武昌知府。尽管职务在不断地升迁，辖区在不断地内移，但是，他一以贯之的清正廉俭始终深得百姓爱戴。

康熙十九年（1680），于成龙升为直隶巡抚。六月，抵达保定上任。这一年，于成龙虚岁64。到任后，于成龙便陆续下令，开始推行“直隶新政”。天灾造成了各地的饥荒，需要粜粮赈济，蠲免赋税；社会治安状况极差，盗匪横行，需要大力缉捕；官场腐败，贿赂公行，需要大力整顿；民间风气不良，也需要加强教化，移风易俗……这一系列“新政”，为灾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康熙二十年（1681）直隶的灾荒仍然很多，赈济工作仍在进行。但是，保定一带的灾荒却得到缓解，农作物获得丰收。民间传说，单穗的农作物居然长出了双穗，当地百姓把它称为“于公穗”，认为这是于成龙德政的感应。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于成龙向康熙帝上了一份情辞恳切的《请假归葬疏》。次年三月，虚岁66的于成龙，从直隶保定出发，直奔山西老家。

当年初仕罗城，是45岁的中年人，满腔豪情，一主五仆，慷慨赴任，发誓不昧天理良心。如今，已经是堂堂一品大员，仪仗赫赫，荣归故里，可惜白发萧萧，不复壮年豪情。途中经号称“京西四大名关”的山西固关时，于成龙写下了这首感慨万端的诗：

行行复过井陉口，白发皤皤非旧颜。

回首粤川多壮志，劳心闽楚少余闲。

钦承帝命巡畿辅，新沐皇恩出固关。

四十年前经熟路，于今一别到三山。

短短数语，既简述了他不平凡的仕途经历，又抒发了自己感戴皇恩、忠君爱国的报国之志。

康熙二十三年即公元1684年，于成龙在批阅公文中去世。十分伤感的康熙皇帝特赐祭葬、制御诗、破例为他撰写碑文、谥“清端”，并叹道“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称其为“天下廉吏第一”。

康熙皇帝在为于成龙亲撰的碑文中写道：“朕读《周官》，六计弊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吏道厥唯廉重哉。”可以视为对于成龙廉洁一生的最大肯定与表彰。

（来源：本文刊发于人民政协报2026年2月25日讲坛版）

合肥统战新媒体矩阵

——各民主党派市委会——

合肥民革

合肥民盟

合肥民进

合肥农工

合肥致公

合肥九三

——各县（市、区）委统战部——

肥东统战

肥西统战

长丰统战

庐江统战

巢湖统战

瑶海统战

庐阳统战

蜀山统战

包河统战

——统战团体——

合肥市总商会

合肥市青年商会

合肥新联会

——系统单位——

合台e家

合肥市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