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有四民（士、农、工商）之说，而士被认为是其中的上位者。所谓士，并非单纯的官员，但与官有着密切的关系。通俗来说，曾经当过官的人、正在担任官职的人以及有资格却尚未当上官职的人，都可以被称作士人。由于士的地位较高，历史上的史志对于这一群体的记载也较为丰富。比如《二十四史》便有着详尽的描述，甚至许多地方的县志也遵循这一原则。以《清顺治版招远县志》为例，虽然它的篇幅并不长，但其中却有不少内容是关于职官与科贡的记载。前者指的是从外地调任到招远的官员，后者则指的是招远本地培养的官员（即便有些人只是名义上的官员，尚未真正担任职务）。读书时，笔者忽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明代招远县籍的文官中，谁的品级最高呢？ 之所以限定在明代，是因为《顺治版招远县志》对明代的记载最为详细。之前，由于招远尚未设县（金代才开始设县），或者史料不足，难以提供准确的答案。而一旦将时间范围局限在明代及其之后，答案其实并不难得出。只要梳理一遍明代招远籍的科贡人物，就能清楚找出品级最高者。

尽管一个县的科贡人物总数通常不小，但要找到品级较高的人并非难事。因为进士、举人和贡生三者的起点不同，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也有差异。对于举人和贡生而言，能担任府、州、县的正职已算幸运（像晚清的左宗棠则是个例外）。而对于进士来说，他们的上限更高，有可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如果从明代招远籍的进士中寻找，答案便不言自明。 根据县志记载，明代期间，招远县共出过九位进士，他们分别是：温濡、孙复初、丁希孔、李骥千、杨觐光、李笃培、李乃兰、杨观光、李曰成。在这些进士中，温濡官至山西参政（从三品），丁希孔为户部郎中（正五品），李骥千为颖州兵备使（正四品），杨觐光为南京通政使（正三品），李笃培为工部主事（正六品），李乃兰为广宁道副使（正四品），杨观光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李曰成则为知县（正七品）。从这些官职来看，显然杨觐光的品级最高。

杨觐光，依照《明实录》和《招远县志》的记载，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万历丁未科进士之后，他在行人司担任行人职务，随后历任礼部和兵部，外放担任副使、参政等职，最后调任南京太仆寺卿，继而成为南京通政使。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明史·职官志》记载，左右布政使被列为从二品，比正三品的通政使要高，尽管前者通常驻外，后者常在京。然而，根据其他史料，杨觐光去世后，还被赠予少司空和资德大夫的官职。少司空其实是工部侍郎的别称，根据《明史·职官志》，这是正三品的职位，而资德大夫则属于正二品的散官。所以，称杨觐光为二品官员，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关于杨觐光的生平，历代的《招远县志》、市志以及杨氏家族族谱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他与同为进士的杨观光，均出自招远杨氏家族，属于杨氏家族迁居招远后的第九代。史料显示，杨觐光不仅官职显赫，而且口碑也极好。虽然他长期在外做官，但始终心系故乡。崇祯五年，登莱之乱爆发时，杨觐光曾多次上疏请求增派兵力支援，并且为招远减轻了负担，特别是对掖县朱桥驿站的经费调整，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感激。顺治年间，《招远县志》的主纂者张凤羽回忆称自己曾在少年时期见过杨觐光，至今仍对他赞不绝口，认为他是一代伟人。杨觐光于明崇祯八年去世，得到了赐祭葬的荣誉。其墓地位于招远西部灵山之麓，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墓园依然规模宏大，与他的官衔十分相称。可惜随着历史变迁，现如今已难以寻找其遗址。

（本文作者：耳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