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2月6日,李鸿章下令屠杀投降的太平天国八个王,并进一步进攻苏州城,最终造成约2万人丧命。这一事件,史称苏州杀降,也在当时的国际舆论中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国纷纷指责李鸿章,认为他背叛了人性,残忍屠杀投降的敌人。电影《投名状》中就有对这一历史片段的影射。这场屠杀背后,除了李鸿章,还涉及了戈登——常胜军的英军首领。戈登与李鸿章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戈登不仅曾是圆明园焚烧事件的参与者,也曾多次与李鸿章合作。而这段历史的讨论,常常触动了许多人内心的敏感神经。本文希望聚焦苏州杀降这一事件本身,剖析其中的曲折与悲剧,而非全面评判李鸿章或戈登的道德面貌。戈登的死后十年,李鸿章曾访问英国,前往戈登墓前献花,令戈登的家人深感触动。两位身处不同立场的历史人物,人性复杂,而这也正是我们无法轻易将他们做出绝对判断的原因。
苏州杀降事件的三方力量可谓错综复杂:清军方面,李鸿章与程学启为主;英军方面,戈登作为代表;太平军方面,八王和忠诚的将领谭绍光。回望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戈登曾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圆明园的烧毁是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他为这一行为深感痛惜。戈登的背景并不简单,出身于英国军官家庭,父亲是军官,母亲是茶商之女,16岁就从皇家军事学院毕业。与前两任常胜军首领不同,戈登受过较高教育,且以严格的纪律著称,能够将士兵训练得井井有条。 1863年,清军和常胜军围攻苏州,城内局势危急。只有谭绍光在坚定守城,其他八王则心生投降之意。李鸿章和戈登得知城中太平军将领之间的不和后,便决定采取招降策略。在此前,清军已有善待降将的先例,且太平军的投降政策较为宽松,太平军将领只要表现出真心归降,便可得到宽大处理。于是,苏州八王的投降也有了外部推动的因素。为了便于理解,文中所称的八王并非指所有八位王,而是指其中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其中重要的谈判者——纳王。 11月28日,距离屠杀还有九天,清军与太平军在阳澄湖进行了秘密会谈。程学启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八王生擒李秀成或斩杀谭绍光的首级才能获得宽恕。但八王不愿杀李秀成,于是同意杀害谭绍光。程学启此时的内心复杂,曾经是太平天国的降将,他对同胞的仇恨,显然让他对这次投降的态度也更加苛刻。程学启的个人历史充满了戏剧性:两年前,曾国荃进攻安庆,程学启因家人被湘军挟持,最终在痛苦的抉择中投降了湘军。在湘军的严酷对待下,程学启彻底死心塌地,从此对太平军充满仇恨。11月30日的凌晨,程学启再次提出要生擒李秀成。与此同时,戈登本不想参加谈判,但八王的坚持让他最终加入了会议。八王提出了三个条件,程学启全都答应,并誓言不再杀害任何人。尽管局势看似平稳,但八王并未完全信任清军,尤其是程学启。纳王为了确保安全,甚至将侄女许配给戈登的密友马加尼,以此作为保障。戈登也亲自向八王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看似一切都已稳妥,然而,这时的一切顺利正暗藏着危险。八王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增加兵力,并要求在苏州城中占据更多的地盘,这一要求无疑成为了灾难的导火索。 12月6日,杀戮的序幕正式拉开。这一天,戈登与纳王最后一次见面时,纳王表示他不需要常胜军的保护,还透露有意向清军提供粮草援助,似乎一切都安稳。然而,实际上,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次活着的机会。中午,八王前往李鸿章的大营。席间,李鸿章盛情款待,并让部下捧上象征官职的花翎。宴会气氛和谐,但也是致命的时刻。酒过三巡,李鸿章借故离席,随即一声炮响,程学启带兵冲入,八王被斩首。随之而来的,是清军对苏州城的全面屠杀。包括谭绍光的部下、八王的支持者在内,城中数以万计的太平军被残忍屠戮。屠杀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尸体满布街头,鲜血染红河道,甚至地下三英尺都浸泡在血泊之中。 此时,戈登依旧未得知八王已经被杀。他焦虑不安,与程学启碰面时,程学启刻意隐瞒了真相,表示八王并未见到李鸿章,而淮军正在城内肆意屠杀。直到下午傍晚,戈登才进入苏州城,目睹了满城的混乱与血腥。纳王府被洗劫,戈登的家人也被困作人质。愤怒的戈登决定采取行动,他要求李鸿章释放八王家眷,并为此展开对抗。然而,李鸿章的态度让戈登更加愤怒,他明确表示这只是中国的内政,西方无权干涉。最终,戈登怒不可遏,要求清廷对此事负责,然而,李鸿章并未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风波逐渐平息,但事件的深远影响却未曾消散。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会轻易抹去,苏州杀降作为历史的沉重一页,永远留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戈登虽然曾因误信李鸿章而愤怒,但最终在与李鸿章的多年交往中,两人也化解了彼此的隔阂,经历过风雨的他们,最终能相视一笑,不再对仇恨有所执着。戈登在死亡前,曾曾在信中表示,李鸿章是他愿意为之奉献生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