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的评定有一个特殊的原则——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再参与评衔。对于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位开国元勋而言，他们都主动放弃了军衔。如果周恩来参与了评衔，他应该是仅次于朱德的第二位元帅；而邓小平在元帅评衔时，名列第七，后来被罗荣桓超越。除了这两位，像邓子恢、张鼎丞、滕代远、谭震林、李富春等人，也因为转入地方工作，未能获得他们应有的大将衔。但也有极少数特殊情况，一些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因其特殊贡献依然获得了军衔。

举例来说，陈毅因其担任外交工作，按照苏军惯例，仍然被授予元帅军衔；乌兰夫虽然长期在地方工作，但因他在革命中的突出贡献，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闫红彦，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已转到川东行署工作，并在1952年评衔时担任四川省委书记，1955年授衔前，刚刚当选副省长。明明已经是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却在大授衔的名单中意外地被主席亲自点名，破例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那么，为什么主席要亲自点名，将闫红彦补入这份大授衔名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了解陕北红军的历史贡献。陕北根据地曾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基地，然而，很多在这个地区有着重大贡献的红军人物都英年早逝。像唐澍、杨重远、谢子长、刘志丹等人，都是陕北红军的标志性人物，他们或因战斗牺牲，或因病痛离世。

唐澍，河北易县人，年轻时便考入黄埔军校，曾任军政学校主任教官。1926年，他响应冯玉祥将军的号召，赴五原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带领红军进行游击战，最终因伤势过重而殉国，年仅25岁。接着是杨重远，陕北的另一位著名将领，他不仅参与了陕北的起义，还和刘志丹一起，创建了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可惜，杨重远也未能逃脱命运的残酷，在1933年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9岁。

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谢子长，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在西北地区立下赫赫战功，还是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1935年，谢子长因伤病过重而去世，年仅38岁。谢子长逝世后，刘志丹成为了陕北红军的代言人。刘志丹，黄埔四期的优秀学员，领导了包括陇东太白起义在内的多次战斗，直至1936年4月，在东征的山西中阳牺牲，年仅33岁。

此外，还有像吴岱峰、贺晋年、郭洪涛等人物，他们与闫红彦一样，参与了晋西游击队的创建，投身于陕北的革命事业。尽管这些人战功卓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转到地方工作或受到党内斗争影响，他们没有获得应有的授衔。与他们相比，闫红彦虽然并非最资深的革命将领，但他却因为自己在多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突出表现，被认定是名副其实的开国上将。

闫红彦的历史背景与战功不可小觑。大革命时期，他与吴岱峰、杨重远等一同创建了晋西游击队；留学苏联期间，他为延安带回了宝贵的密电码。抗战时期，他担任黄河游击师司令，后任30军军长。在解放战争中，他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政委，并多次独当一面，极大提升了战斗力，帮助解放大别山和宿县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闫红彦虽然在整风运动中因揭发高岗履历造假而遭受打压，但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依然不可忽视。建国后，他任四川省委书记，虽然已转入地方工作，但他在军队和政治事业上的卓越表现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开国上将。 因此，即使一些人认为闫红彦的上将军衔似乎是捡来的，但从资历和战功的角度来看，主席的这一破例决定并没有冤枉他。在那个历史时刻，闫红彦的评衔不仅是对他个人历史的肯定，也是对那个时代革命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