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里木盆地的孔雀河下游,罗布泊沙漠的古老墓地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的小河墓地,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白种女性干尸,以及小麦和粟的碳化颗粒。这些小麦源自西亚,而粟则是中原地区的传统农作物。这两种作物的同时出现,昭示着东西方文明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在这里交汇,证明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早已享受到了来自不同文明的成果。那时的粟作为中国的原生作物,如何传播开来?又为何在后来,小麦的强势崛起让粟逐渐退居了北方食物链的二线呢?
目前的考古研究表明,全球的农业起源大致可分为四大中心: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和非洲。中国的农业起源有两个独立的脉络。一条是南方的水稻起源,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另一条则是北方的旱作农业,源自黄河流域,主要种植粟(谷子)、黍(稷或糜子)和菽(大豆)。与此同时,中国还驯化了狗、猪、鸡等家畜,成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源地之一。 粟,去皮后称作小米,而黍去皮后的名字是黄米,俗称黄小米。作为禾本科黍属的年生草本植物,它最早是在约九千年前,由中国的先民将野生的狗尾草驯化为粮食作物。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粟出土于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约有7300年的历史。磁山遗址中出土了88个储存粮食的窖穴,所有的粮食都为粟,这证明了在七千多年前,粟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 由于粟和黍是本土驯化的作物,它们特别适应中国北方的温带季风性气候,耐旱、耐寒。在春季只要土地湿润,作物便能顺利发芽,即使春季出现干旱,它们依旧能够茁壮成长,直到夏天季风的雨水到来。正因如此,北方包括关中、黄土高原以及中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广泛种植粟和黍。尽管黄土地区的土壤并不富饶,但它们的土层深厚、易耕作,而且具有自我肥沃的能力,因此农业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延续数万年。 这段历史在《绎史》卷四中有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降下谷种),神农遂耕而种之。这说明了粟的种植已经进入到传说中的时代,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古人将谷雨命名为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象征着谷物在雨水滋润下茁壮成长,而其中的谷即是指粟和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粟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春雨贵如油的谚语也深刻反映了农业与天气的密切关系,农民对春天最后一个节气的重视可见一斑。 到秦汉时期,北方地区的农业种植以粟、菽、黍为主,但随着小麦和水稻的引入,这些传统作物逐渐退居二线。唐宋时期,粟、麦、稻三足鼎立,而菽豆则转变为副食品,主要用于制作豆腐。到了元明时期,小麦和水稻占据了主导地位,粟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在明清时期,随着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来自中南美洲的新作物的引入,中国的粮食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水稻、小麦、玉米和马铃薯成为了四大主粮。 考古研究表明,除了新疆小河遗址出土的碳化小麦颗粒外,安徽亳州钓鱼台遗址、甘肃东灰山遗址、陕西赵家来遗址等多个地方也出土了小麦的遗存。最早的这些小麦出土遗物,证明了小麦在中国的种植历史已经有数千年之久。例如,安徽禹墟遗址出土的5粒炭化小麦颗粒,距今已有4100年,它们被炊煮后埋入土中,成为中国内地最早的小麦实物遗存。 但小麦最终取代了粟和黍,成为北方人的主粮,直到元明时期才彻底完成这一进程。原因在于小麦作为西亚原产的作物,它的生长需求和中国北方的气候条件相对契合。小麦特别适应冬季低温而湿润的气候,尤其是在降水丰富或有灌溉的地区,能够很好地过冬并茁壮成长。这使得小麦在中国北方的种植逐渐兴起,并成为了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民谚所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然而,小麦刚进入中国时,气候的差异让它面临了诸多挑战。中国北方的气候特点决定了冬季降水稀少,特别是春季的干旱,使得小麦的生长周期难以顺利完成。与粟和黍的耐旱耐寒特性不同,小麦需要大量的降水才能顺利成长,尤其是春小麦的生长阶段恰逢北方的干旱季节。面对这些挑战,古人通过引入灌溉技术和改良水利设施,逐渐解决了小麦的种植问题。 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进,小麦逐渐取代了小米,成为了北方主粮。小麦的高产特性使得其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亩小麦的产量通常远高于小米,且小麦的生长周期短,春小麦仅需80天就可完成生长,冬小麦则是秋种夏收,打破了传统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这使得农业生产更为高效,粮食总产量也随之提高。 为了鼓励小麦种植,历朝历代的政府都采取了政策支持,毕竟小麦的高产意味着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也能够带来更多的税收。而随着小麦从粒食到面食的转变,口感得到了改善,成为了更为普及的粮食。这一切的转变,最终使得小麦成为北方主粮,替代了原本占主导地位的粟。 在小麦增产方面,李振声院士的贡献不可忽视。他被誉为中国远缘杂交小麦育种之父,开创了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的育种新领域,成功培育出了近50个小偃系列品种。李振声的研究不仅提升了小麦的抗病性和产量,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他的育种成果,使中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小麦的成功取代了粟黍,成为我国与水稻并列的主粮。这不仅是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必然结果,也是随着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必然需求。尽管如此,粟和黍并未完全退出我们的生活,它们仍因其滋阴养血、健脾养胃等功效,成为了我们餐桌上重要的杂粮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