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政客竟然提议,要对一名奥运冠军征收100%的所得税! 这意味着她所有比赛和代言收入将一分不剩,全部上缴。 这跟直接“抄家”有什么区别?
2026年2月27日,美国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正式推动一项名为《奥林匹克法案》的提案。 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极其惊人:要对代表中国、俄罗斯等“受关注外国实体”参赛的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者,征收其相关比赛奖金和赞助收入的100%联邦税。 提案的宣传背景,直接与美籍华裔滑雪运动员谷爱凌的争议挂钩。
消息一出,瞬间引爆了中国社交网络。 无数网友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愤怒,他们纷纷评论道:“这不就是抄家吗? ”“100%个税不等于没收个人财产了吗? ”许多网友更是直接喊话谷爱凌,劝她“马上放弃美国国籍,直接回中国”。 这场由美国国内政治提案引发的舆论海啸,迅速跨越了太平洋。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项法案到底有多离谱。 100%的税率是什么概念? 美国现行的最高联邦所得税率为37%,加上州税等,运动员的综合税负通常在30%到50%之间。 100%的税率,意味着相关收入将被彻底清零,这在现代税收史上都极为罕见。 提出该法案的奥格尔斯议员毫不掩饰其目的,他公开声称,此举就是为了“确保美国国税局没收谷爱凌这类运动员每一分收入”。
经济学家斯蒂芬·摩尔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他直指该提案是“惩罚性且不必要的”,并称之为“糟糕的经济政策”。 尽管从纯法律角度讲,美国联邦税率并无硬性上限,但如此极端的税率很可能面临“过度罚款”的宪法挑战。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这项法案在当下分裂的美国国会中,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么,为什么谷爱凌会成为这项极端法案的“靶心”呢? 这必须从她特殊的身份和巨大的成功说起。 谷爱凌2003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母亲是中国人。 2019年,年仅15岁的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 这一决定在当时就引发了一些美国媒体的非议。 然而,争议远未结束。
2022年北京冬奥会,谷爱凌为中国队夺得两金一银,瞬间成为全球体坛的超级明星。 2026年米兰冬奥会,她再添一金两银,巩固了其“滑雪女王”的地位。 伴随着辉煌战绩的,是飙升的商业价值。 据《福布斯》数据,谷爱凌在2025年的总收入高达约2310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品牌的代言合同。 她成了一个在美国成长、却代表中国取得空前成功并获得巨额财富的“现象级”人物。
正是这种“成功模式”,深深刺痛了部分美国政客的神经。 在他们看来,谷爱凌“背叛”了美国,她利用美国的训练资源成长,却将荣誉和财富带给了中国。 奥格尔斯议员的提案,正是这种狭隘心态的集中爆发。 他将体育人才的选择,粗暴地等同于政治站队,并试图用税收工具进行惩罚。
然而,这种逻辑立刻暴露出了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回顾历史,美国一直是全球体育人才归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在本国崭露头角后,选择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队”效力。 从体操到田径,从篮球到冰雪项目,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社会通常将此视为“美国梦”的吸引力体现,并为此感到自豪。
可当剧本反转,一个拥有美国背景的顶尖运动员选择为中国效力时,部分政客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他们不再谈论“自由选择”和“个人追求”,而是挥舞起“背叛”的大棒和“惩罚”的屠刀。 这种“只许我挖人,不许人挖我”的单向逻辑,被中国网友一针见血地讽刺为“强盗逻辑”。 有网友评论道:“自己干一万次没有问题,别人干啥一次也不行。 ”
这场风波远不止关乎一个运动员的税收问题。 它清晰地表明,体育正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 将运动员的国籍选择与大国竞争强行绑定,用国内立法来干预国际体育赛事中的代表行为,这严重背离了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相互理解、友谊、团结”的初心。 体育的纯粹性,正在被政治算计所侵蚀。
更深层次看,这反映了美国面对全球人才流动新趋势时的一种战略焦虑。 过去几十年,人才从世界各地流向美国被视为常态。 但如今,随着中国等国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华裔科学家、工程师乃至运动员“回流”或做出不同选择的现象。 惩罚谷爱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杀鸡儆猴”式的威慑,意在警告其他高端人才:选择离开美国,可能会付出代价。
尽管该法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很低,但其释放的信号是危险而明确的。 它向世界表明,美国的法律和税收工具,可以被某些政客轻易地“武器化”,用于针对特定的个人和国籍。 这对于依赖稳定、可预期法律环境的国际人才和投资者而言,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针对的会是谁。
对于谷爱凌个人而言,这项提案最直接的影响是加剧了她所面临的舆论压力和网络暴力。 自她选择代表中国参赛以来,某些美国媒体和网络上的攻击就未曾停歇。 这项极具针对性的提案,等于给这种攻击赋予了“官方色彩”,可能使她及其家人在美国面临更多不必要的骚扰和人身攻击。
从财务角度看,由于谷爱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中国市场的商业代言,且中美之间签有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该法案即便通过,对她实际收入的影响也可能有限。 但它的象征意义是巨大的——它试图给一个运动员的合法职业选择,打上“有罪”的烙印。 这无关税收,而是关乎惩罚。
该事件也对中美之间本就脆弱的人文与体育交流造成了新的伤害。 体育本是跨越国界、增进理解的桥梁,但现在,这座桥梁上却被设置了一道道政治关卡。 当运动员站上起跑线时,他们不仅要挑战对手和地心引力,还要担心看台上政客们手中的“税收大棒”。 这无疑是对体育精神的巨大讽刺。
国际体育界也应当对此保持警惕。 如果每个国家都效仿这种模式,对自己不满的运动员海外效力行为课以重税,那么国际体育的秩序和规则将荡然无存。 运动员的流动自由将被扼杀,体育赛事将沦为政治较量的另一个战场。 这绝非热爱体育的人们希望看到的未来。
回过头看中国网友的反应,“劝回国”的声音背后,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在许多中国民众看来,谷爱凌代表母亲祖国参赛是情理之中,她的成功是华人骄傲。 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这种选择会招致如此恶意的惩罚。 这种民意落差,恰恰凸显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个人选择、国家认同与体育精神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