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正值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社会上各种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伪君子、教唆犯不断冒头。佐藤信渊的海外雄飞论与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相继登场，仿佛在无声无息地孕育着军国主义的怪胎。那时，这种带有邪教气息的思想悄然蔓延，特别是在那些心怀不满、处境艰难的青年武士之间。一位名叫福泽谕吉的青年武士，在长达近二十年的岁月里，躲在阴湿的角落，孜孜不倦地编写了四十多篇文章，鼓吹如何侵略中国，他的险恶用心，甚至让那些早期的野心家们都自愧不如。

这些文章最终以《脱亚论》为书名出版。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应当记住那些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战犯的丑恶嘴脸，那么更应牢记福泽谕吉与他的《脱亚论》。正是从这本书开始，随后的历史走向逐渐清晰。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朝鲜、吞并台湾，直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到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这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几乎与《脱亚论》问世后的半个世纪紧密相连。每当我想起这段历史，仿佛看到那些被鲜血浸透的岁月，耳边似乎听到无数冤魂的哭泣。这一切让人痛心疾首，但我们揭开这些历史伤疤，岂止是为了悲愤？当然不是，更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究竟，《脱亚论》是什么？它为何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行动指南？

日本，这个有着近1300年对外侵略扩张历史的国家，似乎天生就有着侵略他国的基因。公元663年，倭国派遣4万大军，携带1000余艘战船，意图攻占朝鲜半岛，准备与大唐进行一场海上决战。大唐名将刘仁轨仅凭1.3万兵力和170艘战舰，粉碎了倭国的幻想。大战过后，战场上焚舟四百，烟涛涨天，海水皆赤的惨烈场景，成了倭国永远难以忘记的耻辱。

尽管这场白江口之战在唐朝的历史中并不显得特别耀眼，但它却深刻改变了近千年来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五年后，倭国改国名为日本，接下来两个多世纪里，日本频繁向大唐派遣遣唐使团，规模空前。表面上看，日本似乎完全臣服于大唐的文明，但这一切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复仇心结。1592年，身高仅1.4米的丰臣秀吉，带领20万大军再次侵略朝鲜，并野心勃勃地企图吞并明朝。

尽管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被明朝名将李如松打破，德川家康最终取而代之，开启了日本的江户时代，但这段历史并没有让日本放弃其侵略野心。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局面，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毁了晚清的防线。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访问日本，令日本武士陷入极度焦虑，开始思考：既然不能与列强抗衡，那就要尽一切办法，成为列强之一。

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几乎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期展开。30多年后，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清朝的腐败和无能暴露无遗。然而，这一切背后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交织。1879至1887年间，福泽谕吉影响下的一批日本间谍两度潜入中国，搜集大量情报，回国后制定了《征讨清国策案》，详细策划了分裂清朝的侵略计划，除了建立伪满洲国，还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扶持明代后裔建立傀儡政权。

《征讨清国策案》从形成到实现，跨度长达半个世纪，1931年9.18事变，便是这一侵略计划的开端。这一切的源头，正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该理论不仅为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日本侵略中国铺平了道路。在经济层面，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让日本走出经济危机，而中国则陷入深重的贫困和屈辱。与此同时，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掠夺中国的资源，为自身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

在文化领域，日本用资助清国教育的幌子，诱导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同时派遣教师到中国，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在1896到1906年间，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从最初的13人激增至1.2万人，许多历史人物都曾是日本的学子。与此同时，日本教师在中国的数量也大幅上升，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渗透，培养亲日势力。

抗日战争期间，出现了大量为日本效力的汉奸伪军，这些亲日派甚至成了日本侵略的工具，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正是这一切的精神来源。那么，究竟什么是《脱亚论》？它是如何助长日本军国主义的？

《脱亚论》首次在1885年3月由福泽谕吉刊登在《时事新报》上，其中的脱亚一词正式登场。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福泽谕吉创作了大量散文，而《脱亚论》则是他这些散文的集大成者。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西方文明的传播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第二，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日本应该追随强者；第三，中国和朝鲜对这一趋势漠不关心，终将灭亡；第四，日本应果断与中国和朝鲜划清界限，追求与西方文明的并进。

《脱亚论》的危险之处，便在于它外表看似积极正面，实则蕴藏着极大的侵略性。福泽谕吉通过这种看似合理的论点，开始彻底否定儒家思想，将其视为阻碍日本崛起的最大障碍，进而大肆丑化中国。在《脱亚论》中，福泽谕吉以极具侮辱性的语言贬低中国，称其为半开化甚至野蛮的国家。这种歧视性言论得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广泛响应，其背后正是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所植入的盲目民族优越感。 在神话传说中，日本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为天照大神的后裔，日出之国的日本民族自然视自己为天孙民族，潜意识里充满了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福泽谕吉的思想背后，正隐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子，他倡导弱肉强食的法则，认为那些非文明的民族应当被消灭。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颠覆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取而代之，成为东亚的主宰，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找借口。 《脱亚论》的发表，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蔑视宣言，更是一种开战的号角。福泽谕吉甚至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表现出无比的狂喜。1894年11月21日，日军占领旅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此时已年逾六旬的福泽谕吉竟然带领学生上街庆祝，高呼天皇万岁。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中，提到日本为蒙着文明外衣，内里却是野蛮的怪兽。 《脱亚论》的思想为何能如此深远地影响日本？它与日本维新派的关系密切。维新运动本质上是下层武士的造反，在德川幕府时期，社会结构高度固化，武士、农民、工匠、商人之间的阶级划分明显。然而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下层武士变得贫困潦倒，生存堪忧。这些武士不甘心沦为附庸，渐渐与豪商、豪农结成了利益同盟，渴望通过改变现状获得更多权力。福泽谕吉深知这一阶层的困境，他的思想在下层武士中迅速传播，成为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维新派一旦登上历史舞台，福泽谕吉的思想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日本国家策略的一部分，这也使得《脱亚论》成为破坏中国近代命运的思想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