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近现代海军历史上，邓兆祥将军被誉为“大海之子”。1949年2月25日，他在上海吴淞口参加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起义，顺应历史潮流，投入人民解放阵营，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邓兆祥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作出卓越历史贡献。

邓兆祥（1955年标准照）

文/袁 帆

在世界近现代海军传奇将领中，中国的邓兆祥（1903—1998）有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在七十余年的海军生涯中，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北洋海军、国民政府海军、人民海军”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奠定他后半生为国家兴盛做出重大功绩的转折点，就是曾震惊中外的“重庆舰起义”。

近些年来，各类介绍邓兆祥生平的著述已经很多，但许多材料经不起推敲，其中杜撰的成分明显存在。非常难得的是，我有幸读到邓兆祥身边工作人员保存的老将军于1952年撰写的《自传》，这是迄今为止仅见的邓兆祥本人对自己前半生历史的阐述。透过对这份史料的解读，可以厘清中国近代海军史的某些真实情况，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结论。

一、改龄考入海校，要人书函荐成

邓兆祥1903年4月1日出生在广东省高要县（现属肇庆市）。1914年11岁时投考黄埔海军学校，在此之前他只上过五年小学。按照他的年龄和学历，是不可能被海军学校录取的。但最终他虚报两岁被录取，其真相并不是像某些报道描述的“因为知道甲午海战和邓世昌”而被考官破格录取，而是通了“门路”。为他疏通关系，写信推荐的是时任广州警察厅厅长邓瑶光（1886—1938），这在当时显然是个实权人物，他的“背书”为邓兆祥的人生方向写下了关键的一笔。对此，邓兆祥只说：“他是我的疏远族叔辈，曾在满清任到协台，后在香港做寓公，一九三八年死去。”（《自传》语）虽无明确点破和解释，但史实已无需多言。

可能连邓兆祥自己也没想到，从那时开始，他竟然在十年间先后在四所近代中国海军学校中学习，包括：黄埔海校（第16届）五年半，吴淞海校半年，烟台海校（第14届）三年半（含海军水鱼雷枪炮学校实习约两年余）。在这十年间，他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基本掌握海军初级理论知识的学兵。因为本应该在最后一年上练习舰完成的“船艺”等实操课程被取消，所以他们这批学兵在1923年春季毕业前从未在船上生活过，还不能被称作合格的海军军官。

二、开启职业生涯 投入军阀门下

民国初期的中国，虽然清王朝被推翻，但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各方政治势力围绕着国家统治权进行激烈的争夺，派系林立，军阀争斗，南北割据，四分五裂。如果说邓兆祥11岁进入海军学校是有“关系”照顾的幸运，那么当他20岁毕业，真正要进入职业军人生涯时就不是那么顺利了。

1923年时海军内部的“南北”两派斗争十分激烈，邓兆祥所在的烟台海军学校第十四期毕业的八名广东籍学员不为“北派”所接受，出路渺茫。“我们知道强留无益，于是全班八人决定往汕头投奔温树德”（《自传》语）。

温树德(1890～1959)，祖籍山东省黄县，是烟台海军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在民国史上算得上是个“枭雄”类人物。1917年他随着程璧光（1861—1918）的“护法舰队”来到南方，但在用尽权谋掌握舰队控制权后，最终背叛孙中山阵营，带着“海圻”“海琛”等6艘军舰在1923年12月18日驶往青岛，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

在这样的背景下，刚毕业的邓兆祥等八人“到汕头后曾被疑为北方奸细，几经波折，才给收留，派往舰上见习。我们参加海军几将十年，才第一次下海”（《自传》语）。在这之后，想来邓兆祥就只能随波逐流，被动经历了军阀争斗，“窃舰为私”的过程。在温树德率舰叛逃事件中，“我随海琛舰北上”（《自传》语）。

1924年3月22日，到达青岛后的温树德舰队被北洋政府正式改编为“渤海舰队”，温树德任少将司令，设司令部于莱阳路8号。此时的邓兆祥应该仍然还是“海琛”舰的学兵，直到毕业两年后的1925年，他被派往“华甲”舰任枪炮副。华甲舰是一艘由德国商船改成的运输舰，排水量超过6千吨，是渤海舰队中吨位最大的舰只。但舰上武备系统极其薄弱，虽然对邓兆祥来说毫无工作压力，但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有了军官任职经历，如他所言，“这是我第一次在海军得到正式职务”（《自传》语）。

到了1927年春夏，这支“渤海舰队”被张作霖（1875—1928）的奉军吞并，1927年6月，张作霖先是将奉军控制的江防、海防、渤海三舰队合并为东北联合舰队，后又将其改编为第1、第2舰队和吉黑江防舰队。也就在这个期间，邓兆祥被东北海军第1舰队司令沈鸿烈（1882—1969）从舰上调离，到驻烟台的舰队部任副官。此次被改任闲职，他认为“是被沈鸿烈排斥的，当然不甘心”（《自传》语）。

不久，邓兆祥经烟台海校同学梁康年介绍，于1928年初脱离东北海军，“奔投汕头飞鹰军舰”（《自传》语）。这在当年是否属于“擅自出走”已不得而知，但显然不是“正常调动”。依照邓兆祥的品性，他不是个鲁莽轻率之人，想来他是真的不能忍受沈鸿烈的人事安排，所以才“跳槽”再回广东。

早年的“飞鹰”号军舰

“飞鹰”号军舰是一艘1895年由德国制造的驱逐舰，1917年参加“护法舰队”南下后，就长期驻扎广东。让邓兆祥定下决心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时任舰长舒琮鎏（1894—1976）也曾毕业于黄埔海军学校，是高他两届的学长。在宗派林立的民国海军中，这层“同窗”关系对新人的立足肯定大有帮助。从邓兆祥的实际经历来看也确实如此，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历任枪炮正航海正副长等职”，而且“作风和青岛不同，经常住舰，甚少上岸”（《自传》语）。个人努力固然是一方面，但如果没有舰长的“加持”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实，邓兆祥的这一次跳槽并不只是从“北”到“南”这么简单，从政治立场角度看，他相当是从北洋军阀阵营跳到了国民党阵营，带有“站队”性质。他一到飞鹰舰，舒琮鎏就以“介绍人”身份帮他履行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使他从此具有了“执政党”党员的政治身份。这一点在其后来的人事变动中究竟产生多大作用虽然无法确定，但起码不会“减分”。

三、首次赴英留学 十年五换岗位

1928年后，随着国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主导话语权，对海军的统一整顿逐步展开，各项系统性建设也开始进行。这其中有一项举措直接影响了邓兆祥的人生。

1929年7月1日，中英签订海军协议，“中国派海军学生赴英见习，并向英购买军舰数艘，英派专家来华襄助”。8月，国民政府海军部“为造就航海专材起见，呈明政府，遴选海军学员周宪章、周应聪、华国良、张鹏霄、杨道钊、欧阳宝、陈大贤、高光佑，海军学生陈瑞昌、林祥光、陈赞汤、高如峰、林准（遵）、陈书麟、陈香圃、邓兆祥、林夔、程法侃、林溁、姜兆庄等20人派赴英国留学，11月5日由沪启航赴英”。

这是自辛亥革命后第一次由政府派遣海军人员赴英国留学，在近代中国海军史上具有很大影响。这批留学生都是海军学校毕业生，其中烟台海军学校有17人，而其余3人来自马尾海校。这些留学生当时分为“学员”8人和“学生”12人。根据史料，8名学员是在1932年下半年学成后陆续回国，而“学生”的学习时间比“学员”要长。邓兆祥属于“学生”，所以他最终是“在英国四年半，经过在各种军舰实习，经过各种业务学校学习，最后在专科水鱼雷科，于一九三四年夏返国”（《自传》语）。有史料证明，邓兆祥留学表现很好，在英国海军部给中国驻英大使馆报送的“学习成绩”公函中，称其“品学兼优，深为所属舰长所嘉许”。能得到英国海军的认可，并不是容易之事。

邓兆祥在英国学习期间的留影

有关赴英学习期间的具体情况，邓兆祥自己并没有多说，但他特别提到，“亲身感受到外族歧视的影响，思想上趋向狭隘的爱国主义，表现在我们同班留学的十一人中，曾互相勉励，互相关怀，旧社会的感情团结，迄今仍保持着”。这里，他说的“十一人”应该是指作为“学生”的那部分留学生，由此也可推测这批留英人员是按照“学员”“学生”分别管理的，互相之间没有直接交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在“学生”中共有林遵、陈书麟、邓兆祥、程法侃等4人成为了人民海军的成员。这一“巧合”是否能看作是对“迄今仍保持着”“感情团结”的一个合理注解呢？

1934年4月，邓兆祥留英学成归国。邓兆祥先被任命为“宁海”舰少校枪炮正。“宁海”舰是民国海军于1932年在日本订制的一艘轻型巡洋舰，装备先进，当时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军舰。留学归来即能被任命为该舰的枪炮部门长，反映出邓兆祥被认可的程度。半年后的1934年10月，他又由“宁海”舰枪炮正调到练习舰队的“通济”舰担任副长。

宁海号军舰（1930年代）

1936年6月30日邓兆祥被调任海军水鱼雷营长，离开军舰岗位，他再次登舰履职已是十年后的事情。而恰恰是水鱼雷营长的职位，让他在紧接而来的抗日战争中有了参战的机会。他“曾在长江和西江（1939年1月）担任布雷工作”。及至1940年8月升任第二舰队中校参谋时，他又被“派到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负责长江上游阻塞业务”。此前邓兆祥在英国海军学习时最后专攻“水鱼雷科”，所学本领在抗战中可谓“学有所用”。

邓兆祥与桐梓海军学校学员合影（1943年4月13日）

1942年11月，邓兆祥经历了留学归来后的第五次职位调动，此次是去贵州桐梓担任海军学校训育主任。在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在这所大山里的海军学校恪尽职守，以身作则，将“爱国雪耻”精神贯穿教育之中，在学员中留下了良好口碑。

四、一段短期任职 包含特殊史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留在中国战区的日本海军舰艇全部移交中国海军。其中的“宇治”号炮舰因为舰龄短、舰况好被改名为“长治”号，并成为第一舰队旗舰。

当时国共两党高层都意识到抗战胜利后控制东北的重要性，展开了一场“抢时间、比速度”的争夺。1945年11月，为了控制从山东半岛到东北的海上通道，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海军总司令陈绍宽（1889—1969）派“长治”号等舰艇开往渤海湾，执行阻截八路军渡海部队的任务。但陈绍宽借口军舰需要修理，未予执行，却旋即乘“长治”舰驶往台湾视察。蒋介石对陈绍宽的“抗命”极为恼怒，在其到达左营第二天即被紧急电召回重庆，受到训斥。这也成为“海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26日被“军委会”下令裁撤的原因之一。

那么，“长治”舰当时的舰长是谁呢？在以往大多数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答案，但邓兆祥的《自传》中却有一段话，“我任长治军舰舰长时，在秦皇岛发现副长程法侃的勤务兵是从‘八路军’来的，我们觉得危险，准备把他送到岸上，叫他回到共产党军队好了。因双方防线相近得很，后来这个勤务兵说这里认不得人，所以还是把他带到上海才让他走”。虽然在《自传》中的履历表并没有记载这段历史，但这些描述又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邓兆祥当过长治舰舰长。

邓兆祥在长治舰的留影（1946年3月）

还有一个证据很重要。1991年9月25日邓兆祥委托秘书吴海岩给有关人士的复信中记载，“邓老是于1945年9月间由重庆回到上海被任命为长治军舰舰长的”，又说“长治舰曾于1945年11月间送陈绍宽上将从厦门去台湾左营视察”。

由此可以认为，这是邓兆祥在《自传》履历表中没有填写的一段任职，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他是“长治”号首任舰长的史实是可以确认的。

五、赴英接舰归来 起义改变人生

1944年，中英两国曾商定：英国按照租借法案原则，向中国转让1艘巡洋舰、2艘护航驱逐舰、2 艘潜艇和8艘巡逻艇。据此，国民政府从1945年起组建“赴英接舰学兵总队”，在重庆、上海等地陆续招收过几批学兵。在此期间邓兆祥曾就任第一大队长，并于1946年11月9日带领一批学兵（约600人），从上海乘“澳洲皇后号”（Empress Australia）商船赴英接舰。这是他继1934年学成回国后，时隔12年再次踏上英伦三岛。

关于此行的目的，邓兆祥自己的想法是，“再次往英，只是为着学点儿技术和过一些时（间）舒适生活”（《自传》语）。造成这种“消极”态度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蒋介石“已抢夺了‘正统海军’”，让“我对海军已不感兴趣，对重庆舰亦无留恋，只是等着机会脱身”（《自传》语）。从历史上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将海军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意图十分明显，以陈绍宽为代表的“正统海军”不愿被当作内战工具，因此必然遭受被彻底排斥的厄运，裁撤“海军总司令部”就是国民党强化管控海军的集中体现。但操纵重庆舰的高度专业化要求，又使得蒋介石在“重庆”号舰长的安排上不敢肆意“任人唯亲”，最终惟有任命邓兆祥担任上校舰长。

重庆号巡洋舰

1948年5月26日，邓兆祥率领“重庆”舰归国，8月13日返抵上海。此时国内政局已发生巨变，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进入生死决战阶段。“重庆”舰很快就被国民党集团当作利器投入内战，“在烟台，秦皇岛，长山列岛等地炮击示威”，甚至蒋介石本人亲自上舰督阵，用152毫米舰炮轰击塔山解放军阵地。对此行径，邓兆祥后来检讨道，“一点无动于衷。诚以一无政治意识的我，既受着反动派的豢养，只有任其驱使，这种非人民的立场仍酿成重大的罪恶”（《自传》语）。

1949年2月25日子夜，停泊在吴淞口外的“重庆”舰发生重大事变。从“被解放委员会同志从床上叫醒时，我就料想是怎么一回事了”（《自传》语）的这句话中，可以认为邓兆祥对水兵起义是有思想准备的，“那时我并不害怕，因自惴并无私怨；另一方面想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尤其是当时的金圆券政策，使民不聊生。淮海战役之后，大势已去，解放军渡江乃是必然之势”（《自传》语）。

起义后抵达烟台的重庆号巡洋舰（1949年2月）

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邓兆祥既没有害怕，也没有采取对抗行动。当“解委会”的士兵对他说“要起义，把船开到解放区去”时，他回答说：“我很同情你们，但我不愿负此责任。”（《自传》语）乍一看，这种表态似乎不符合人们心目中希望“起义英雄”该说的“豪言壮语”，但却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一个长期服务于旧海军的舰长来说，在对“解放区”还没有基本认识的前提下，以职业本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其实已经是很难得了。

邓兆祥接着回忆到，解委会主要成员王颐桢（1927—2021）这时问他：“你还要对谁负责呢？”他想想也对，“我不担任开船是不可能的，我就答应了”（《自传》语）。此外，当时还有一种潜意识在支配他，“我想无论如何藉此报了桂（永清）匪对待‘正统’海军人员的刻薄仇恨，总是大快私意”（《自传》语）。

虽然邓兆祥已经决定服从解委会的指挥，参加起义，但有点踌躇，“因为我想开动重庆舰的机器是困难的，如果轮机部门的人员不合作，就会走不动，闹成笑话了。所以我坚持要找轮机长陈昕问清楚。后来技工上士梁波来了，问明机器已准备好，我就决心下令开航”（《自传》语）。

到达烟台后上岸的邓兆祥（1949年2月）

邓兆祥参加“重庆”舰起义的自述，让我们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画面感”。他既没有表现对国民党痛恨之极的“义愤填膺”，也没有任意拔高自己在起义中的作用，甚至还有些许为“正统海军”报了被刻薄对待之“仇恨”的侠情义气，显得率真，也很符合情理，让人信服。这让我们在面对后来各种关于“重庆”舰起义的论述时，能够用来自当事人提供的观察视角和心理活动去加以评判，十分难得。

“重庆”舰起义的意义已经无需加以阐述，但对邓兆祥而言，绝对是彻底改变人生命运轨迹的一步，这一点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六、冷静自省 客观坦诚

邓兆祥参加从进入海军学校起，虽然在北洋海军、民国海军中服役35年，但从参加“重庆”舰起义开始，变成为自己前半生所寄生阵营的“叛逆者”，这种根本演变在短短的几天中就被完成，对他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从“身”到“心”的全方位考验。

过去熟悉的全都不见了，一下子以“叛将”的身份来到陌生的环境和语境中，命运如何，前途何在？尽管他自己说“当时并不感到有何痛苦，因我早就想离开重庆舰了”（《自传》语），但这种心理上的落差造成的“不安”是凡人都不可避免的。这种情绪使他在起义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不反动，不主动”的态度，“那时我只是以个领港（员）自居，舰中情况一概不问”（《自传》语）就是这种心态的形象反映。

从更深层次来看，邓兆祥当时对共产党的基本认识充其量是中性的。但他没有谄媚迎合、阿谀奉承，而是坦白直言，“以为共产党虽是接近胜利的政党，可能也和其他的政党一样，在野时高喊为人民，上了台又别是一样了”（《自传》语）。

其实，结合邓兆祥对自己家庭历史的介绍，联系到他踏入军界后基本没有接触过底层民众生活，再考量他长期接受的“封建军阀教育”“西方军事教育”，以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又是长期封闭在海军相对优越的生活待遇环境中，他没有成为坚定的“反共人士”已是十分难得。如果不顾史实，出于某种需要，就任意杜撰邓兆祥参加起义的“思想境界”或者“光荣事迹”，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其本人人格的歪曲与贬低。

勉励重庆号官兵电文（1949年3月24日）

客观地说，真正促使邓兆祥思想上发生变化的动力是来自内外两方面的。从外部条件看，是“首长对我们的诚恳热情，解放军的艰苦，工厂的恢复，工人的积极，市政的整理，社会的安定”（《自传》语）；是被共产党领袖寄予成为“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的信任；是参加东北人民政府代表会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开国大典”等高级别政治待遇。经过这一系列教育，“我才逐渐的了解到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领导，确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一种宣传”（《自传》语）。

从内生因素看，邓兆祥殷实的家世和家教以及按照“旧道德”要求对个人品行的长期“修身”，使他在旧军阀阵营到国民党阵营（在《自传》中他形容为“从一个魔窟投入另一个魔窟”）的腾挪中，终于没让“不毒、不嫖”的底线失守。在青岛的四年舰上经历中，“大小军官都在吸吮人民膏血，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我亦未曾例外。每当不值班时间，就上岸赌博闲逛”，但“值更值日不缺席，因此被算为‘最好人’一个”（《自传》语）。总而言之，邓兆祥在旧式军队中算是少数能把持住自己的人，甚至“对于当时竖立在南京中山路上的巨幅标语‘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常常引以自励并勉别人”（《自传》语）。

综合这些内外因素，再来看他“虽然是无意中被拖入革命，亦易于接受而不感到痛苦”（《自传》语）的客观表述，自然就不会再感到突兀了。

七、时代烙印 警世醒人

邓兆祥撰写《自传》的时间，大约是在1952年下半年，此时他加入革命阵营已经三年有余。

在东北经历了建立“安东海军学校”和在青岛组建“海军快艇学校”的实际工作之后，看得出邓兆祥的思想发生极大转变。他从“对解放军的工作作风和习惯，可谓完全不懂”，到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从“以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就能领导了”，到知道“走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作风”这些政治概念并努力实行之。以三年时间去试图根本改变过去三十年形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惯性，其中的难度和痛苦，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

邓兆祥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9月）

在此期间，邓兆祥还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的两次政治运动，1951年9月的“镇反”和1952年的“三反”运动。这些为巩固新生政权而展开的群众性运动，让他感到极大震动，“在运动当中我才认识到我的极端麻痹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由于主人公态度的不够，致使革命事业遭受影响”；“这些由于旧社会带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是会阻碍革命事业前进的，我应该极力加以克服”（《自传》语）。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邓兆祥多次对自己“缺乏斗争性”进行自我批评。他还“深挖”了根源，是因为当年在烟台海校，上“修身课”时听来的一句“凡事退一步想，省却许多烦恼”让他难以忘怀，“这句话几十年我还记得，因为适合我的胃口”。对此他痛心疾首，说“我的思想意识是反动的，自私的，封建的”（《自传》语）。

结合新中国在当时采取“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的政策，邓兆祥也对自己进行了“批判”，说原来“以为他们搬走东北机器和‘侵占’旅大，是一种强权行为”的想法，“是惑于反动恶毒宣传，而未站在人民的立场去看问题”；“他们不可能剥削和奴役别人”等等。

今天，在已经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看来，或许觉得这种做法很可笑，但那时与邓兆祥一样，希望“跟上时代步伐，彻底反省思想”的愿望是极其普遍的历史潮流，他的这些说辞是带有深深时代烙印的真实记录。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和中国人开了一个历史“大玩笑”，这让我们再次感叹，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会是多么的可悲！

八、结语

在错综复杂、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时时处在矛盾中的个体。作为历史人物，无论是主动或被动，能够客观冷静地评价自己的经历，不任意拔高，不刻意贬低，已属不易；能够剖析自己的思想活动，将心路历程坦白于世，更是难能可贵！

晚年的邓兆祥始终心怀大海

今天，距离邓兆祥写下《自传》的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七十余年。在这个时点细细品读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既好像在听一位饱经风霜的时代老人将难忘的经历轻轻诉说，那么平和、那么从容；又好像从历史的细节中看到一位非凡人物越来越清晰地回到后人的面前，那么真实、那么可敬！

趋利避害，适者生存，此乃人之常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更是普遍真理。千秋功罪，存于细末；见微知著，自有评说。

此时，我只想说：感谢！塑造了一代大海之子的宏大历史；致敬！创造了历史的传奇将军……

（2026/2/25 修订于上海）

注：本文曾在全国政协《纵横》2022年第5期发表，现经作者修订后授权再发表。文中图片均为“海邮文化工作室”独家提供。

作者简介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5级学员、文史学者，清华大学“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