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末，冯玉祥带着军队回师北京，曹琨被软禁，而直军的防线也因此崩溃。正值此时，奉军的张宗昌趁机发动进攻，发动追击，并迅速收编了大量投降的直军。这些投降的士兵和将领加入张宗昌的队伍，使他的军队由一万多人迅速膨胀至八万，军力增长了七、八倍之多。 与此同时，李景林从热河得知张宗昌的部队已进入冷口，并正在向前推进。李景林急忙带着自己的部队追赶，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赶到了冷口附近。 接着，张学良也率军赶到，李景林、张学良与张宗昌三人在滦州相见。见到张宗昌短短时间内收编了如此众多的部队，李景林和张学良不禁大吃一惊。张宗昌迅速吸纳大量直军后，决定将原直军中下级军官提升为将校级，却因没有足够的肩章，便用锡箔纸临时糊制了黄色肩章。当张学良看到这一情形时，忍不住笑着说：长腿，你真行。赶紧派人去做些肩章，锡箔纸能做成什么样子呢？ 张宗昌的战功显赫，俘获大量直军，同时大力扩充自己的部队，这也引起了其他奉军将领的嫉妒，尤其是张学良的副手郭松龄。郭松龄认为，他们指挥的三、四联军付出最多、牺牲最大，但最终却没有获得太多战利品，反而便宜全让张宗昌占了。张宗昌通过扩军和屡获张作霖嘉奖，志得意满，参谋长王翰鸣对此更是表示：我们在奉系中一直是寄人篱下，但现在终于有机会出头了。张宗昌听后连连点头，心中自得。

张宗昌与李景林率军前往天津，由于张宗昌在名义上仍是李景林的副手（李景林为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为副军长），李景林凭借与张作霖的关系，顺利拿下了直隶军务督办的职务。然而，张宗昌带着七八万兵力却没有适合的地盘，与李景林的部队挤在天津一带，问题愈加显著。为了解决李景林与张宗昌之间的矛盾，张作霖决定派张宗昌去打击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借此机会让他南下拓展领土，并为奉系中的一些野心勃勃的将领安排职位。 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奉军第一军军长，并依照战时编制，指示他率领部队南下。这时，张宗昌的部队已经扩大至十万之众。张宗昌在天津未出发时，一个叫王琦的幕僚向他献计，说：我们应该趁机收拾陈光远，报当年江西檄械之仇，抓住他要枪，要钱。张宗昌听后摆摆手，淡然道：大丈夫不记前仇，算了吧！如果这样做，不就变成绑票了吗？ 有一位名叫李藻麟的人，字伯仁，来自北京丰台。早年，张宗昌任北洋第一师师长驻江西时，李藻麟曾任其参谋长，两人关系良好。随着张宗昌的靠山冯国璋病死，直系的曹琨、吴佩孚逐渐对张宗昌不满，导致张宗昌被陈光远赶出部队，失势后的张宗昌不得不投靠直系，而李藻麟也因此转投直系，成为彭寿莘的参谋长。 在直军战败后，张宗昌带领部队抵达天津，某日，他对参谋长王翰鸣说：你设法把李伯仁找来。王翰鸣于是派人去北京找李藻麟。李藻麟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见到翟文林后，他满腹疑虑。但经过了解，李藻麟最终跟随来到了天津。见面后，张宗昌当即任命李藻麟为随军参谋长。

此时，直隶已由李景林控制，山东由郑士琦掌握。张作霖既然决定让奉军南下，于是命令张宗昌率部从徐州进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曾是冯国璋的宪兵司令，张宗昌与他有很好的私交。此时，陈调元自然不会抵抗张宗昌的部队，反而借口奉军势大，难以抵挡，将军队分散部署，为张宗昌南下扫清了道路。 就这样，张宗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徐州，并继续向南推进。徐州易手后，南京的门户大开，张宗昌迅速分兵渡江，并在南京下关一带与齐燮元的军队短暂交火，齐燮元见势不妙，迅速撤退。张宗昌的十余万大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江苏的主要城市。 随着战局的发展，张宗昌的部队迅速分布在无锡、常州和宜兴等地。张宗昌自己带着一部分兵力进入上海，而副军长褚玉璞则带领三万余人从常州向浙江进发，与孙传芳的部队形成对峙。张宗昌重返上海，心情得意洋洋，开始沉迷于享乐，而孙传芳则悄然策划着将奉军彻底驱逐出南方。 孙传芳利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派吴光新接近张宗昌，拉拢他享乐，结果沉浸于此的张宗昌命令常州、无锡、宜兴一带的部队不要与孙传芳的军队发生冲突。没过多久，孙传芳也亲自来到上海，以低姿态与张宗昌会面，张宗昌心情愉快。然而，前线的参谋长王翰鸣不断催促张宗昌下达进攻命令，但张宗昌始终未作回应。

在张宗昌与孙传芳的私交逐渐加深之时，张宗昌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已严重背离了张作霖的期望。1925年10月，孙传芳蓄势待发，发动反奉的号角，奉军在南方的势力瞬间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