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跨越边界是必要的，但也是极需谨慎的。本文着重探讨了《跨越边界的研究》一书中的核心问题，为我们理解“跨界”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跨越边界的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指南》

作者: [加] 克里斯蒂娜·克拉克-卡扎克

版本: 新华出版社·领学东方

202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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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的正当性问题

托马斯·奈尔（Thomas Nail）将边界定义为“一种社会分割的过程”，即在世界上引入了“某种分割或分叉”。克里斯蒂娜·克拉克-卡扎克教授在她的《跨越边界的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指南》中，则将“边界”分为三种，其一，是国家形成的政治边界，其二，是在学科发展中形成的专业分工的“边界”，其三，则是由于年龄、性别、民族与种族、价值观、信仰、阶级、风俗习惯甚至兴趣爱好等等形成的各种“社会边界”，有点类似于互联网中形形色色的“圈子”。这些社会建构的边界，往往会在内部自身形成科层化的权力体系，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跨文化交流中发生“Crash”（冲撞）的诱因。

某种程度上，跨越边界的研究源自“国家脆弱性”（State Fragility），即现有的政权和治理方式或者规则习惯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政府弱势且可能无法履行主权国家的全部职能，或者民族国家或者社群社区的“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总有“异类”想要跨越边界，哪怕成为难民或者移民。在他们看来，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所以，边界也是一定会跨越过去的。普通人都是在规则内操作，而领导和boss谈判时，往往用来交易的就是规则——拿原则做交易，才能带来新的局面。

然而，跨越边界后并不一定代表着“美丽新世界”的到来。对于移民来说，更换常住地意味着语言、习俗、政治参与方式、经济活动和信仰都会出现全面改变，形成的 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如同200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Crash》（中文译名《撞车》）中描述的一样，根本停不下来。一种无形的压力或者隔阂让你觉得——歧视无处不在，种族偏见、身份认同及社会疏离无法避免，传统社会研究所扎根的社区，往往都有着明显的定义和“边界”，而全球化和移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跨越边界”将会是一种常态。

不同于物理和自然世界的创新，那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和探究本源的过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各种制度与规则，只是人为地在认知领域所做的分类，事实上，生命是一个动态的生长过程，此消彼长你中有我，“边界就是用来突破的”——才是天地与生活的真实状态。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社会不平等等）日益跨越单一学科和文化范畴，跨边界研究在设计中考虑到了文化语境和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强调团队多样性，建立共同目标和信任机制，这不仅可以拓宽研究视野，还能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效率和创新性。

在这本《跨越边界的研究》中，克里斯蒂娜·克拉克-卡扎克教授正是基于人文关怀、现实困境、科技向善三个维度，去除了以往社会研究的各种边界和分野，对网络和移民时代的社会学研究、民族志书写、文化冲突的分析、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解决方案。在她看来，主权国之间及其内部的地缘政治边界、学科间的学术边界以及制造权力不平等的社会边界，既具有包容性又有排他性，而移民与侨民研究，是一种离散学，是对全球范围内因移民、流散或跨国迁移而形成的各种文化、社会群体的研究。

所以，跨越边界的研究首先需要注意伦理、权力结构和各自的立场，它是你的研究能持续进行、并获得被研究者认可以及社会尊重的前提，以正义之名谋取个人的名利，终将会被社会鄙弃。例如，孟加拉国制衣产业中的童工问题，涉及未成年人，那么做跨边界研究时就需要注意——访谈对象自愿且知情、研究者为其保密并尊重隐私的行为，以及“不伤害”的价值观，就是研究者需要遵循的伦理立场，这能使得研究所带来的伤害最小化，同时能最大化保留研究所带来的福祉。

图源：《跨越边界的研究》。

研究者的立场往往由其身份决定，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加客观可信，研究者需要思考其“反身性”——即“定位的政治和定位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析的责任”。人类之间的互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但其往往存在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之中，所以，出具研究报告的时候，需要关注更为广泛的不平等结构，跨越地缘政治、社会阶层和学科专业的边界，才能将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影响进行完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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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其中”：

感同身受的研究

其次，跨越边界的研究需要注意数据测量的标准统一，以及研究中使用的标签和定义的精确指向。和统一度量衡不一样，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生态系统中，对于标签、定义和术语，都有日常性的认识、概念性的确认以及操作性的微调。比如“童兵”，通常都认为是18岁以下的男孩成为士兵，那么，18岁以下的女孩呢？青春期的男孩已经人高马大，在很多区域都已经可以成家立业，是否可以成为士兵？这些都如同“未成年人犯罪”一样，日常的认识、法律上的概念以及执行上的灵活度都存在，而在不同区域必然会存在这三者标准上的不一致，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下一步，在对社区和社群进行访谈时，“参与式观察”和“混迹其中”是研究获取第一手可信的原始资料的重要方式。移民人群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权利、生活意愿和诉求、冲突和表达都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定性和定量都很难完成。传统的民族志式的访谈，往往都是在长期稳定的社区中进行，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和经济方式、政治方式都相对稳定，但对于移民来说，访谈往往需要将自己“置身事内”，没有参与和共同经历，很难体会他们的心境，自然也不可能通过“访谈的艺术”来获得有效的第一手资料。

接下来，如何抽取样本，以及如何确保其代表性。美国大选往往会有机构参与进行预测，由此产生了舆论民意调查往往与事实结果相悖的尴尬，其中，样本的代表性和概括性、偏差和抽样方式就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随机抽样往往会遗漏信息不全或者未曾登记的人群，非随机的目的性抽样，意味着研究结果无法进行推广。便利抽样、配额抽样以及滚雪球抽样各有其不同的适用场景——当然也可以结合使用不同的抽样方式，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将其过程和方法在报告中进行说明，以便后续研究人员进行复现和验证。

面对这个流动或者跨界的人群，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人权、发展和移民等问题，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参与式研究和混合方法的研究往往也会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一般来说，定量测量可以给出精确的计算，而这些计算结果可以跨越不同的情境进行相互比较。定性测量试图通过使用文字来描述人类的行为、现象、结构和关系，其缺点则是定性测量结果之间的可比较性有限，但用来标记概念的词汇支撑着整个意义体系。我们还需要清楚地了解任何测量过程中所固有的局限性，并避免将“不可知”的跨边界现象做过度的简化。

所以，有了通过上述这些“混迹其中”的“参与式观察”而获得的一手资料（真实的人际互动），有了感同身受的触动、共情的人文心态，还需要在研究方法论上“挑拣混合”——通常指的是从不同的理论、方法或概念中选择并结合适合特定研究目的的元素的做法。该方法强调灵活性和适应性，允许研究人员根据他们的具体研究问题、目标和情境来定制他们的研究方法，但需要确保所选方法和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和兼容性，由此才能完成民族志的书写、社群的画像和社区的建构。

大多数研究者可能会觉得，“参与式研究”与“参与式观察”，也就是研究者该如何“混迹其中”，是最难把握的步骤。首先，“参与”意味着研究者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被研究对象的生活决策（下图说明了“参与”的不同程度以及对决策的实际影响）。传统意义上，参与不是要立刻改变一切，而是保持沉默。可以寻求知识的本地化和多样性，可以注意到未被听见的声音并让它们被听见，但你要学会故意忘记已经学到的东西，放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反思自己的立场，学会沉默并为他人的参与提供空间。作为研究者，你最多只能成为观察者、分享者、推动者或者伙伴，而不是领导者或者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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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行动研究

图源：《跨越边界的研究》。

其次，“参与式观察”在传统的民族志写作和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研究人员长期在被研究的社群中生活，几乎与社群融为一体，“混迹其中”并获得一种“沉浸式体验”，以理解“局内人”的视角，格尔茨将其称之为“深描”——不仅仅是积累大量的细节，还涉及情境和意义，以及阐释参与者在其行为和行动中的意图。但也由此招来很多原住民的批评，因为受访者（原住民）并没有参与到研究设计之中，在他们看来，这是建立在殖民者的“他者化”基础之上的——只有那种迎合殖民者的“异国情调”和“迥然不同”的习俗才会被记录和研究，这并非是他们完整的生活场景。

所以，“参与式研究”可以采用参与式观察的方式，但不同于经典民族志研究，在做参与式研究设计的时候，需要将研究议程、过程和结果控制权交给研究的参与者——因为，最受某一问题影响的人才是该问题真正的专家，应该由他们确定研究的议程并共同创造相关的知识。“混迹其中”后获得的一手资料，如何通过理论和方法上的“挑拣混合”形成研究报告和知识图谱，对于移民往后的生存和繁衍，影响更为直接而明显。它不仅有助于知识的去殖民化和本土化，也是一种“反抗知识生产霸权的方法”——参与式研究设计，意味着知识的评估和生成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

图源：《跨越边界的研究》。

再来看看“参与式行动研究”。参与式研究设计对之前民族志研究方式进行了反思，完成了认识论上的改变，使得“参与式行动研究”成为新的方法论。不同于传统的民族志中研究人员的“观察”和“沉默”，它更注重研究结果公示后所带来的行动和变革。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研究、教育和行动三者协作的过程，并且明确地指向社会转型，如图所示：

图源：《跨越边界的研究》。

这种结合了原住民方法论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会在设计研究提案之前优先考虑研究主题与社区的关联性，包括咨询社群中长者的意见，甚至成立一个社群咨询委员会——其优点在于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故事，作为教育的工具，能以有意义的方式促进研究成果的传播。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研究也开始采用这种“参与式方法”，结合访谈与观察，研究者在创建、生成和解释资料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我们可以来看看采用较多的“影像发声法”——以摄影摄像的直观方式，记录和反思被研究社群的优势和关切，通过展览、汇报、讨论他们影像资料的方式，向政策制定者传达信息，以期推动某种变革。如图所示：

跨边界的案例中，参与式研究不仅能通过“影像发声法”提供一手资料，还可以使用“世界咖啡馆”式的以团队为基础的参与式方法，来完成涉及移民、人权、气候等复杂、有争议话题的研究——通过促进对话、建立联系与促进协作的方式，来完成知识生产，这往往会涉及多元化的人群，“世界咖啡馆”式的方法是一个通过不断演进的信息交流和咖啡馆风格的社交环境来对话、写作和不断迭代的过程，这也是各种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咖啡馆这一公共领域中不断碰撞、相互借鉴与妥协的过程。

一般来说，实证主义者使用案例研究来呈现模式或原则；建构主义者使用案例研究来探索现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批判认识论的研究人员则关注构建案例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使用案例研究时对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破坏或维持；原住民的世界观基于地域，因此其会将案例研究置于特定的、局部化的存在和认知方式之中。在最后面对“混迹其中”获取的一手资料时，“挑拣混合”的研究者可以用“扎根”的方式进行归纳并构建理论，或者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权力如何通过话语来进行构建，社会秩序如何“需要”社会问题，也能结合“参与式研究”的成果，来思考改变社会秩序是否必要。

所有的知识都是文化性的，文化差异会影响研究设计、数据收集、解释和结果应用。研究者应具备文化敏感性，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通俗点说，实现研究方法的“挑拣混合”往往体现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文化语境和学科交叉，尊重各学科的专业性和方法论差异，合作研究强调团队多样性，并建立共同的理解框架、目标和信任机制，同时，通过科技工具如虚拟交流平台、数据共享平台来保障跨边界研究中“挑拣混合”的实现。

作者/李杰

编辑/刘亚光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