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的北京，已是深秋。中南海里灯火彻夜不熄，各类电报从世界各地飞向这里，汇总到几个人的案头。屋外梧桐叶落，屋内却要在极短时间内，对“要不要去联合国”这个问题拿出明确答案。这一年，新中国成立已经22年，中国在联合国的问题，却缠绕了同样长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只记得10月25日那场轰动世界的表决，却忽略了几个月前，北京曾有过一个看似出人意料的判断：那一年，准备不进联合国。前后态度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反悔”，而是一次在国际力量变化与国家根本立场之间反复权衡后的选择。

要搞清楚这个转折，视线就不能只停留在1971年。事情要从1949年说起，从新中国诞生那一刻，和“谁代表中国”的根本问题说起。

一、二十年的“代表权之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观念，新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在道理上并不复杂。问题出在联合国会场里的那块席位牌上：上面写着“中国”，坐在后面的，却仍然是国民党当局的代表。

同年11月15日，时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人和联大主席罗慕洛，郑重说明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地位，要求取消“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的权利。电文态度坚决，逻辑清楚，标志着新中国围绕联合国席位展开的长期斗争正式开始。

之后几年，局势并不乐观。美国基于冷战格局，对新中国采取全面遏制政策，又在联合国掌握着明显优势。朝鲜战争爆发后，政治氛围更加紧张，中国要进入联合国，在当时几乎被看成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1950年第五届联大，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出现了一个看上去“中间路线”的方案——加拿大提案。一方面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中国代表权，另一方面在结论出来之前，“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听上去像是程序安排，实质上却是拖延和变相维持旧局面。

特别委员会很快给出了结果：对代表权问题“无法提出建议”。联大据此决定，国民党集团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这句话，在此后多年里反复被引用，成了美国及其盟友维持旧代表权安排的工具。

从1951年开始，苏联等国屡次在联大提出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美方则不断利用程序性操作和“重要问题提案”将局势锁死。值得一提的是，时间并非完全站在美国一边。随着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支持新中国的声音，每年都在增长。

到1970年第25届联大上，美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仍以66票优势通过，但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已拿到51票。数字看上去仍有差距，不过走到这一步，形势已与十年前截然不同。可以说，只差临门一脚。

二、基辛格密访与“今年不进联合国”

真正让局势出现明显拐点的，是1971年的中美接触。年初的“乒乓外交”，打破了长时间的隔绝。7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中美高层对话由此展开。

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基辛格释放出一个关键信号：尼克松已作出决定，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中的席位。这句话的分量不小，因为过去二十多年，美国一直是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主要力量。

然而随后的补充说明，却暴露出美方算计。基辛格表示，美国“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并强调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如果台湾丢失联合国席位，将使美国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话说得委婉，本质却很明确：支持北京进来，但要让台北也继续留在里面。

这在中国方面看来，就是要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周恩来当场表明态度：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不会接受这种设计。气氛一度相当紧张，基辛格只好苦笑着请求，“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

这场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对于美方的意图，毛泽东看得相当清楚。美国想利用联合国席位问题，把中国拉进它设计好的框架：一方面承认北京以便同苏联抗衡，另一方面保住台湾席位，以维持在东亚的既有布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给出的判断，听起来带着几分决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这番话，很快在相关决策圈内部传达开来。

当时，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已经在积极准备在第26届联大提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两阿提案”。7月15日，18个国家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将这一议题列入大会议程，随后又有缅甸、锡兰等五国加入，提案国增加到23个。

从外部形势看，1971年是非常有希望的一年；从内部立场角度看，红线同样清晰：中国可以暂时不进联合国，但绝不会在代表权问题上给“两个中国”的设想留出口子。这种态度，看似强硬，实则是对国家主权问题的底线坚守。

三个月后，情况陡然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个跨度中，毛泽东从“今年不进联合国”走向“派代表团去”，原因并不简单。

三、联合国会场的意外局势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围绕中国代表权的较量，进入公开对决阶段。这一年的大会上，美国改变了以往只搞一个“重要问题提案”的做法，提出了“重要问题提案”和“双重代表提案”两个方案。

“重要问题提案”的逻辑，是把驱逐“中华民国”代表定性为“重要问题”，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按美国的设想，如果这一提案先审议并通过，那么无论“两阿提案”支持者有多少，只要达不到三分之二，就无法真正驱走台北代表，从而为保留台湾席位抢到程序上的先机。

“双重代表提案”则更直接：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同时保留台湾代表。这正是中国方面坚决拒绝的“两个中国”变种。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会表决前，美方对形势其实充满信心。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抵京，与周恩来进行多轮会谈。在10月26日上午结束会见时，他甚至对陪同的叶剑英说：“美国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这番话，显然带着相当把握。

而在北京，中方对局势的估计也并不乐观。10月20日晚，中南海的一次小范围谈话颇具代表性。毛泽东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需要多少票？”当时的统计是，联合国会员国总数131个，如无弃权，过半数为66票。

在场的熊向晖根据各国态度进行推算，认为“两阿提案”当年最多可以拿到61票，勉强过半都不一定稳。毛泽东因此担忧：即便“两阿提案”获得多数，通过美国“重要问题提案”后，驱逐台湾代表仍需三分之二的赞成票，难度剧增。美国哪怕只保住一个程序性提案，也能达到目的。

这一分析并非杞人忧天。过去十多年，美国在联合国运用程序手段早已驾轻就熟，“重要问题提案”几乎是年年过关。毛泽东看出的，是其中潜在的长远风险：一旦“双重代表”的格局形成，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将变成长期掣肘，台湾问题也会在国际层面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种判断下，他再次强调不“上贼船”，宁可“今年不进联合国”。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不靠联合国照样能活，这是事实；但一旦在主权原则上退一步，以后再想收回来就难得多。

变数出现在10月25日的表决现场。

当天上午，美国大使召集部分国家代表开会，仍旧信心满满。晚间，联大根据会员国要求，对所有动议采取唱名表决。结果的走向，有些超出多方预期。

先是美国指使某国提出推迟表决所有涉及中国代表权的提案，试图赢得时间，继续游说动摇国家。这个动议在表决中以56票反对、53票赞成、19票弃权被否决。路透社评论，这一失败让美国在程序上遭遇“严重挫折”。

接下来，联大决定优先表决是否将驱逐台湾代表定为“重要问题”。美国和日本提议先表决这件事本身，61票赞成，提议成立。但当真正就“重要问题提案”内容投票时，结果出人意料：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提案被否决。

也就是说，美国最倚重的程序防线，被直接推翻。驱逐台湾代表不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只要简单多数即可做到，这一下就把局面彻底翻了过去。

随后，“两阿提案”进入表决。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试图做最后一搏，临时跑上讲坛，要求删去提案中“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的条款。但大会主席马利克裁定，这样的要求不符合议事规则，不予受理。

最终，“两阿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高票通过。台湾代表团无须别人驱逐，自行宣布退出联合国，匆匆离席。周书楷事后还为此辩解，说是什么“卸下一块大磨石”，但在国际舆论看来，这更像一场仓促撤退。

不得不说，这一晚的投票，对美国来说是连遭重击，对新中国来说则是意料之外的大胜。从决议内容看，中国不仅恢复合法席位，还以创始国身份回到联合国所有机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也自然回归。更关键的是，所谓“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空间，在这次表决之后被严重压缩。

北京在10月26日接到消息时，外交系统几乎没有提前准备，这一点看上去有些“被动”，其实反映出此前对形势的谨慎判断。也正因为此前一直坚持原则立场，这次胜利才显得格外干净，没有留下制度性后患。

四、从“观望”到“派代表团去”

胜利的电报传到北京，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情，其实不是庆祝，而是一个极现实的选择：要不要立即派代表团出席仍在进行中的第26届联大。

当天晚上7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外交部相关人员开会。关于要不要“马上去”，会上一开始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有人担心，联合国是否还会在别的议题上“做文章”，例如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或者以某种名义让台湾以“观察员”等方式重新出现。

周恩来抛出了几个关键问题：“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蒋帮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还有没有市场？”这些问题问得很细，因为牵扯到将来的外交空间。一旦考虑不周，后面就可能陷入被动。

熊向晖等人根据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文本、会场发言和各国表态，进行了详细分析，结论是：美国推进“双重代表”的企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失败，台湾代表团已经宣布退出，短期内通过程序方式让其回来的可能性极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基本无从下手。

这一分析，很快被送往中南海。当晚9点，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及外交部部分负责人。几番核对之后，他认为这次联合国大会“彻底解决了问题，没有留下后遗症”。在确认问题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态度也随之发生调整。

毛泽东当场作出决定：“我们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这里的“乔老爷”，指的是乔冠华，当时已在外交部工作多年，熟悉国际场合，性格也颇为爽利，适合在这样的大舞台上代表中国发声。

周恩来随即提出一个配套建议：“让黄华当副团长吧，联合国大会结束后就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黄华那时刚到加拿大不久，出任驻加大使不到四个月。频繁调动，从一般外交惯例看确实有些突然，毛泽东也笑着说了一句：“人家可能会不高兴咧。”周恩来也笑着回应，“做做工作吧，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从“今年不进联合国”到“立刻派代表团去”，中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前一阶段，是在判断美国有可能通过程序手段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因此宁可暂缓，也不在原则问题上冒险。后一阶段，则是在确认联合国大会已经否决了美国的关键提案、通过了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决议之后，在同一原则基础上顺势而为。

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来说，进入联合国并不仅仅意味着“坐上那个席位”。恢复合法席位后，中国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处理各种国际安全事务，要承担相应义务，也要逐步熟悉联合国各机构的运作规则。说得直白一点，这不是简简单单一次“亮相”，而是一段长期博弈的开始。

当时外交系统在短时间内准备代表团，从人员安排到立场措辞，都带着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色彩。但有一个前提一直没有改变：凡涉台湾地位与中国代表权的根本问题，原则不能让。如果说有变化，只是外部条件发生了向有利于中国的逆转，于是原先的“观望”自然转化为“主动进入”。

回过头看，1971年这一系列决策，有几个地方比较耐人寻味。其一，毛泽东并未把“进入联合国”视作某种不可丢失的机会，而是将其纳入更大的战略考量之中。这个角度上，他的那句“今年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带着明显的底气。其二，在主权原则问题上，中国在整个过程中没有用讨价还价的方式换取席位，而是坚持一贯立场，最终等来了更为彻底的解决方案。

从1950年“特别委员会无建议”，到1971年“两阿提案”高票通过，这整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联合国会场上变换的是各国态度，未变的是中国关于“谁代表中国”的底线要求。历史往往不会按照某一方设想的剧本走到底，美国在1971年的挫败，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至于那句“我们派代表团去”，落到具体执行时，只剩下紧张忙碌的工作。飞机腾空而起，代表团带着匆忙整理好的文件飞往纽约。席位牌上重新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那一刻，这场从1949年就开始的代表权之争，才算在联合国这个场合里有了清晰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