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春调离汉东时，刘省长并没有接任他的位置，成为汉东省委书记，这一变化引发了不少议论和猜测。按理说，刘省长年纪尚轻，距退休尚远，从常理出发，他本应接替赵立春的职务。那为什么他没有接任这个重要岗位呢？

田国富和沙瑞金曾在吕州调研时，提到过李达康与赵立春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一次船上的谈话中，沙瑞金提到，李达康并没有在赵立春任内成为汉东省委常委，这一说法似乎暗示了赵立春的离开之后，李达康才从林城调到了省里。仔细推敲，李达康并不像沙瑞金一样，是刚刚步入省委常委会的新人。事实上，李达康早在京州市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四年，而京州作为汉东省的省会，市委书记的职务通常也意味着他会成为省委常委。因此，李达康在省委常委的位置上已经有了四年的资历，而这一点也能从他车牌号中的汉O00009得到印证。与此相比，沙瑞金的车牌号汉O00001则反映出他比李达康早得多加入省委。除了沙瑞金和刘省长，其他常委之间的级别几乎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分工。而高育良则与众不同，他不仅是省委副书记，还是政法委书记，这使得他在常委中占据了不同的职务身份。

赵立春离开汉东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这期间，沙瑞金接任之前，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空缺期。那么，为什么在这段期间，刘省长没有接任省委书记呢？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刘省长并没有在汉东工作。当赵立春调离时，刘省长并未担任汉东的职务。刘省长的上任是在赵立春离开之后才发生的。彼时，汉东的省长也许并非刘省长，而是由其他人临时接任了赵立春的位置。或许是这个省长接替了赵立春，而高育良的晋升则没有如愿。赵立春在离开前多次向上级推荐高育良，尤其是四年前他离任时，曾强烈推荐过高育良。第二次是在沙瑞金接任后，赵立春再度向上级推荐高育良。然而，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赵立春的推荐都未能奏效，高育良最终没能接任省委书记。在这个过程中，汉东的原省长晋升为省委书记后，省长的位置便可能由刘省长接替，尽管他当时并未在汉东工作。或许刘省长是从其他省份调任过来的，而当时省长和省委书记的职位都空缺，因此上级决定调任其他人，于是刘省长也因此进入了汉东。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干部调配上，有时会出现临时调任的情况。刘省长当时年纪较大，他的调任可能更具有过渡性质。毕竟，年纪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四年前，刘省长已年过六十，接近退休年龄。因此，他的调任，可能更多是基于当时的紧急需求，而非长远的规划。进入汉东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刘省长只是在一个过渡性的角色中，担任暂时的省长，直到沙瑞金的到来。

如果赵立春离开时，刘省长已经在汉东担任省长，那么他为何没有接任省委书记的职位呢？其中的原因显然更加复杂。高育良当时是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排名第三，赵立春在离开时曾推荐他作为接班人。然而，赵立春的推荐并未得到采纳。相比之下，刘省长显然拥有比高育良更高的政治资历与地位，为什么他没有接任省委书记呢？这是否与年龄有关？高育良那时五十多岁，显然比刘省长年轻。尽管如此，刘省长依然算得上是相对年轻，至少可以再干四年。 然而，赵立春与刘省长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决定因素。赵立春与高育良的关系也非常良好，但这并没有改变沙瑞金的空降决定。赵立春并没有主导省委书记的人事安排，因此，关系问题显然不构成原因。更为重要的，还是刘省长个人的资历问题。虽然他已经担任了汉东省长，但他在这个职务上的任期并不长。也许他刚刚来到汉东，或者仅仅担任了短短一两年。因此，他的政治资历不足以支撑他直接接任省委书记的位置。即便他是省长，由于资历的问题，仍然没有足够的条件接任省委书记。 由此可见，刘省长的晋升并非必然。相比之下，高育良的晋升机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赵立春调离时，汉东省委书记的位置依然空缺，最终由沙瑞金接任。刘省长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资历，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接任省委书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最终在省长的岗位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细节，不仅揭示了政治斗争中的资历与能力较量，更反映了时机、关系和多种因素的交织与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