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学纪闻》是由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所撰的一部考证性质的笔记体学术专著，采用分类编排，对文献典籍、学术渊源、文化现象，进行疏理、考证、鉴定与评介。内容涉及到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其中以论述经学为重点。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庆元府鄞县(今属浙江) 人，是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经史学者以及文字学家。父王撝曾任国史院编修官，预修四朝史等。他幼受庭训，九岁通六经。年十九，登淳祐进士。历任西安主簿、太常博士、秘书郎、著作郎、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后以直言得罪权臣被贬。入元以后，他在家乡隐居讲述经史二十年，坚不出仕，专治学问。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六月十二日卒。为人博洽多闻，时有“通儒硕学”之称，于天文、地理、历史、文学、音韵学无不造诣精深，而于史地考证功力尤深。王应麟一生著述宏富，除《困学纪闻》外，还有《玉海》、《词学指南》、《汉书艺文志考证》、《汉制考》、《通鉴地理考》、《通鉴答问》、《深宁集》等二十余种著作，约六百多卷。

《困学纪闻》全书共二十卷。包括说经，八卷。内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春秋》、《公羊》、《孝经》、《孟子》，小学、经总等；天道、地理、诸子二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作者一生博洽多闻，有宋一代诸儒罕与其伦比，学术渊源虽亦出自朱熹，但对朱子之舛误却敢于辨证，并不为师门所讳，坚持门户之见。如《论语注》“不舍昼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谓《大戴礼》为郑康成注之类，皆考辨是非，不阿附朱子观点。

《困学纪闻》最精审的实为史考部分，其范围包括：第一类，考订历代史籍记载错讹。从《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史籍到宋代编年体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特别是对纪传体正史十七史都有所考释。第二类，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尤其重视对南宋史事的批判。南宋一代，宰相擅权。《困学纪闻》就宰相一题发论就有十余条，总结宋亡的惨痛教训，指出“宰相生事，则天下危”。第三类，评论史书的优劣，提出一些对修史的看法。如卷十三引述刘知幾、郑樵之言，进一步批评《晋书》好用小说笔记中的奇闻轶事，凡忠于魏者为叛臣的写法。指出“新异穿凿者皆不录”，讳饰曲笔只能“使忠臣义士羞”。第四类，记载各朝掌故，保存社会史资料。如录格言警语，载名人懿行，以为后代规戒榜样。言宋代典故，载宋史所不备。对于风俗典故，考寻根源，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但书中某些考证，亦不免偶疏，应予注意。

宋人的考据笔记，多于叙事之中间杂考辨;或于考辨之外兼记杂事;或是考据和议论相杂。王应麟《困学纪闻》是宋代考史著作的代表性作品，突破了仅仅考订一书的局限，扩展到考订群书的范围。所运用的考证方法，也不仅仅是采用此书前后互证、纪传互证的本校法，还兼用他证法、理证法、存疑法等多种考订方法。颇有考异、辨误、纠谬之功效，其史考开拓了较为广阔的领域，直接影响到清代学术界。顾炎武《日知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史劄记》，均为笔记体载，其广征博引的考史方法亦多少对《困学纪闻》有所传承。

《困学纪闻》在元代尝有刻本，现知有牟应龙至治二年（1322）序本、袁桷泰定二年（1325）序本，以及傅增湘所藏无序跋元刻本。明代亦有刊刻，如正统间刊本、万历三十一年刊本等。到了清代，由于朴学中兴，诸儒纷纷笺注，多有刊印，流布甚广。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阎若璩笺本；何焯增补阎注并加评语，世称二笺本；乾隆七年全祖望对阎、何二氏注评，重加考订笺释，世称三笺本。嘉庆十二年万希槐既钞撮三笺本，复辑入钱大昕手评校本内容，并援经传著明其义，编为《集证》。因该书包括阎若璩、何焯、全祖望、钱大昕四家及三笺本原采录的程瑶田、屠继绪二家，加上万希槐，共有七家笺释，故世称七笺本。道光五年翁元圻采辑以上诸家之说，复为详析按断，成为注释《困学纪闻》诸书中较为详备的本子。后还有《四部备要》本和《四部丛刊续编》本。（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