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旦军队内部出现叛徒，后果往往是无法估量的。1938年初，在榆林城南三岔湾一带，正当我军的地工人员潜伏在邓宝珊所领导的新11旅1团中，暗中积蓄力量，团结教育官兵，事情进展如火如荼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却悄然袭来，打破了这份平静。 在这段时期，刘宝堂投靠了蓝衣社，并且顺利当上了新11旅的旅长，他的行为堪称六月天穿棉袄——完全不值得信任。他通过收买1团的叛徒、8连连长任怀义，勾结2团团长史钫城、副团长张鼎臣，以及驻榆林的特务，向当时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密告，提交了一份所谓的1团八路军地工9人组名单。

这些名单上的9人分别是：1团团副牛化东、少校团副李树林、1营营副胡立亭、副官贺志平、2连连长高昆山、4连连长冯世光、5连连长高宜之、6连连长朱子春、9连连长谢友德等。刘宝堂的动作非同小可，蒋鼎文迅速给邓宝珊发电报，要求他将名单上的所有人立即逮捕，特别是牛化东，必须尽快押送西安审问。 接到命令后，邓宝珊立刻通知1团团长陈国宾，要求前往榆林商谈此事。面对这样的消息，1团的地工人员无疑感到极度担忧，因为1团出现了叛徒，这对他们的潜伏工作来说，简直是一次巨大的威胁。

陈国宾从榆林回来后，心情沉重。特别是团副李树林，他与陈国宾是旧识，多年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树林曾三次被密告，其中两次甚至导致他所属的步兵连被强制缴械。每次调查下来，最终却没有找到任何确凿证据。这一次，陈国宾觉得事态严重，但又不愿轻易相信李树林是地工。于是，他决定先与李树林谈话，探查虚实。 李树林是我军地工中的一员，他始终是榆林地区特务重点怀疑的对象。尽管如此，每当出现风吹草动时，李树林总能顺利化解危机，这背后有其独特的原因。李树林不仅具备丰富的潜伏经验，而且为人正直，办事认真，且有一股视死如归的气节，这使得陈国宾对他非常信任。当陈国宾将有人告密的消息告诉他时，李树林淡然一笑，表示：这是我被告为八路地工的第4次了，究竟是不是，8年来团长都清楚。现在该去还是该留，是否杀，团长自己决定。

陈国宾听后虽感宽慰，但仍未完全放心，便进一步询问，既然你没问题，那其他几个人呢？李树林一听此言，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表示：此事关系每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1团的生死存亡，必须经过详细调查。 陈国宾听后，立刻同意由李树林调查此事。李树林开始着手调查，并迅速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所有被告发的地工人员，都是老面孔，居然没有新的地工被告发。而其中却唯独没有8连连长任怀义，他是不是已经叛变了？

李树林和牛化东迅速商议，意识到事态严重，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通过内线交通员，将情况紧急上报给绥德的上级地工组织，同时暗中通知几名被告发的连长，做好最坏的准备，必要时将部队撤离。 面对这次危机，牛化东和李树林知道，1团的地工不能轻易放弃，因为这是早在1930年就秘密潜伏并精心培养的力量。牛化东决定亲自去与1营营长曹又参商讨情况，同时观察他的反应。果然，曹又参一听此事，便愤怒地表示：刘宝堂肯定是在搞阴谋，他想吞掉1团，投靠胡宗南。

接着，牛化东又去找了2营营长柴明堂和3营营长宋子元，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一起开导陈国宾，揭露刘宝堂的阴谋。他们对刘宝堂的分析逐一列举，认为刘宝堂的真正意图，是想通过清除1团中的忠诚官兵，替换为自己的人，从而控制1团，为日后投靠胡宗南打下基础。 陈国宾了解真相后，终于明白刘宝堂的用心，于是急忙赶往榆林，向邓宝珊汇报情况。邓宝珊听后表示放心，并让陈国宾代为担保，1团没有问题。然而，邓宝珊也要求牛化东到榆林亲自见面，以消除蒋鼎文的疑虑。

牛化东最终冒险前往榆林，与邓宝珊见面时，邓宝珊惊讶地问：你的胆子不小，居然敢来见我？牛化东镇定自若地回答：军长让我来，我怎能不来？我什么时候动身去西安？邓宝珊随即表示：你来得正好，事情清楚后，安心工作就好。 通过这次谈话，邓宝珊表示不会将牛化东送往西安，而是让他继续留在1团。经过这一番波折，刘宝堂的阴谋彻底失败，他不仅没能达到目的，还暴露了自己的叛徒身份，最终不得不离开1团。 经过这场风波，我军在新11旅1团的地工人员不仅顺利化解了危机，还在随后的起义中占据了有利位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事件，证明了即使在面临叛徒的危局下，我军地工人员依然能保持冷静，巧妙反击，最终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