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足南山之上，不仅遗存有宋代时期精美的道教造像，而且还有此时期一些碑刻题记，是了解当时历史、社会、风俗等多方面的史料。这其中，就有一通南宋后期的《饯郡守王梦应记碑》。

这通《饯郡守王梦应记碑》，刻于南山第5号三清古洞外壁右侧，碑文记述了在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之际，时为大足县令的何光震等一些僚佐，为给前知昌州军州事王梦应离任饯行，特结伴登游南山的经过。碑文真实地记录了南宋末期四川（尤其是川东一带）地区社会、政治、历史等基本情况，保存了诸多富有价值的史料，对于大足石刻的开凿也具有重要价值，被专家誉为可“以碑证史”、“以碑补缺”、“以碑断限”（陈世松《试论大足南山淳祐七年碑的价值》，《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

碑刻开篇言：

昌邻于合，旧号东州道院，人物彬彬，久稔闻见。人品有杨贤良、王文安之清，亭沼有香霏、鉴湖之胜，仙迹有董葛之异，山林有南北之秀，物产有盐米之饶，县前守令寮佐，类多名胜，题墨淋漓，遗迹仿佛，独惜介在山址，距大江几二百里，素无城守兵卫，狄难以来，官吏民多不免焉，加以师旅，因以饥馑，存者转徙，仕者退缩，至州县官，苟具而可，环千里荆榛矣！……

南山《饯郡守王梦应记碑》

对于“道院”，有著述曾识为道教的宫观。实为宋代士大夫对一些州县的美称，如程民生在《宋代地域文化》一书中说“道院”：“也就是民淳俗静，狱讼稀少，政务清闲，有如道院一般清静的地方”（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那么，宋代时期的昌州（辖大足、荣昌、永川三县，州治在大足），曾号称“东州道院”是不是如该书所说的呢？这一点，在由王象之于南宋中期编纂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在该书卷161“潼川府路·昌州”部分中，涉及有关“道院”的记载较多。其中，专门有一条为“道院”，其下说道“在郡治，太守燕息之所”，“燕息”，出自于《诗·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其意思为安息，也就是说，在当时昌州郡治的“道院”，为太守们休憩的地方。书中还记载，“在道院之左”有“扪参阁”；“在州宅道院之对”，有“香风亭”。

由此可知，书中所指的“道院”为当时知州宴饮、休憩之地。那么，为何称此处为“道院”呢，那就是在宋代，昌州一地的政治、社会等情况，犹如前引程民生先生所说的“民淳俗静，狱讼稀少，政务清闲”。这一点，也在《舆地纪胜》一书中有所反映，如当时的知州于倞，还曾作有《道院记》，其中就说昌州“其俗朴厚，又多秀民”；又如约在北宋宣和（1119—1125年）年间担任知州张唐民，作有《题扪参阁》诗“讼简民纯羡小州，两衙才退似归休。一怀山果三升酒，暮掩青峰即下楼”，该诗说道当时打官司的人很少，在两衙办完公务之后，就如同辞官退休一般，由此诗可见当时在昌州为官颇为清闲、自在，也所以其在另一诗中感叹到“无讼正如高隐地，隆冬方似早春天”。而昌州的民风淳朴，还可以从石刻造像中有间接的体现，当年那些官吏、百姓，捐资造像，希冀生活和睦、家国安宁，有这样的祈愿，他们肯定珍惜当时融合的社会环境。

《舆地纪胜》载张唐民《题扪参阁》诗

不过，还有一个疑问，当时郡治的“道院”，会不会是当时大足城内著名的天庆观。这就要说道一个叫董仙翁的传奇人物，据《舆地纪胜》记载，说他在“城东观始建”之时，仙翁就已经在人世了，“居百余年，颜貌如五六十”，在康定（1040—1041年），著名的道教人物华山陈希夷还曾“以书招之”。同书还记载“康定元年(1040年)，董契均于此（天庆观）北极殿后尸解（道教变化升仙之术，即遗弃肉体而仙去）。”其仙去之后，还在天庆观内立有祠庙祭祀。这天庆观，又“名昌元观”，其位置在大足县，从前叙来看，其在城内的东边，而太守燕息之所的“道院”，却在城区西边一带。

事实上，在宋代时期，类似称为道院的州较多。如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记：

江阴军，北距大江，地僻，鲜过客，无将迎之烦，所隶一县，公事绝少。通州，南阻江，东北滨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讼稀事简。仕宦二州者最为优逸，故士大夫谓江阴为“两浙道院”，通州为“淮南道院”。

在这里，江阴主要因为“公事绝少”而被称为“两浙道院”；通州主要因为“（民）不为盗，讼稀事简”而被称为“淮南道院”，与昌州“讼简民纯”颇为近似。

在前述程民生先生《宋代地域文化》一书中，宋代时有“道院”美誉的州县，文献记载的有十四处，而且全在南方，而此十四处之中，未见有昌州被誉为“东州道院”的记载，因此，大足南山碑刻中记载的“东州道院”，可以弥补宋代“道院”之缺！而大足有此“道院”的美誉，可从南山淳祐七年碑中列举人物、名胜、物产等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在程民生先生《宋代地域文化》所列的“道院”中，当时的四川地区被誉为“道院”的有三处：成都路一处：西州道院简州（今四川省简阳县）；潼川路两处：东蜀道院遂宁府（今四川省遂宁市）、东州道院叙州（今四川省宜宾市）。那么，在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宋代大足所属的昌州，属潼川路管辖），竟然出现两个同名的“东州道院”，因南山《饯郡守王梦应记碑》系南宋淳祐七年为当时官方人物所立，绝非道听途说；加之南宋官方地理志书《舆地纪胜》中较多的史料记载，必当言之有据。这些表明，在宋代昌州，的确有被称为“东州道院”的史实。当然，潼川路的叙州，在宋代就有“士静而有文”的美誉，称为“道院”，亦绝非妄言。

同一潼川路中，出现两处“东州道院”的原因，或因宋代士大夫们有以“道院”之称来美誉州县的风气，故当时成都路有“西州道院”——简州，那么，在位于其东边的潼川路就很有可能有以“东州道院”之称的地方，以此来称誉潼川路的政廉文盛，只不过士大夫的意见不一，或云叙州，或云昌州。不过，由此可见宋代时，潼川路的昌州、叙州、遂宁三地，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是颇有盛名的。

文字：李小强

拓片：唐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