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打仗，总是喜欢以屠城作为手段；女真人打仗，却偏爱抓皇帝。这两者的区别，或许能从其战术和战略的思维中找到答案。 蒙古人的作战方式，是生死不拘，力求彻底摧毁对手。无论是战术上的猛烈进攻，还是战略上的全面覆灭，蒙古军队的到来总意味着毁灭。它们视死如归，敢于硬碰硬，不讲任何妥协。

相比之下，女真人的作战策略则显得更为精致。虽然他们的战术上也具备极强的战斗力，但战略上却别有一番独到的考虑。他们并不以屠城为主要目标，而是抓住一个关键的战略要点——捉拿敌方皇帝。通过擒贼擒王的方式，女真人实现了斩首行动，这种作战方式被他们运用得淋漓尽致。因此，摧毁一个国家的真正核心，不是单纯的杀戮，而是摧毁对方的统治合法性。 女真人和蒙古人，虽然都属于死磕硬拼的风格，但二者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蒙古人拼命抗争，一往无前；而女真人则精心计算，他们的优势不在于数量的压倒性，而在于对目标的精准把控。公元1114年，女真仅凭两千五百人便击败敌军，这是一场极具技巧性的战争。接下来的几场战斗，女真虽然兵力远不及对手，但却能够巧妙运用以少胜多的策略，依靠少量兵力展开一场又一场的高端操作。

然而，高端操作虽然潇洒，却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女真人想要压制敌人，却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资源，尤其是在东北这样一个土地广阔、资源稀缺的地方，难以支撑起几十万骑兵的大规模作战。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得不依赖更高效、更快速的作战方式。 因此，女真战术中的快剑便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提高战争效率，减少战斗时间，不断压缩战斗的频率，最终希望通过战略上的捕王来实现战争的胜利。摧毁敌国的计划，从捕捉天祚帝、徽钦二帝，到搜山捉赵构，女真将这一战略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中。

然而，执行这一战略的难度远超预期。尤其是在他们首度与大辽交锋时，便遭遇了无法预料的困境——天祚帝太难捉。契丹帝国的广袤疆域使得天祚帝可以轻松逃脱，特别是在他可以自由逃往漠北或漠西的情况下，女真人追之不及。再者，天祚帝的心态更是淡然，他并不惧怕逃亡，因为他知道即使逃到他国，也不会失去皇位。而宋朝皇帝则远没有这种勇气与运气，内政复杂导致他不敢轻易逃脱。 与此同时，契丹的官僚体系也为天祚帝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这使得天祚帝可以毫无压力地逃亡，而女真却因无法捉拿他而陷入了战略困境。如果天祚帝无法被抓捕，女真便难以取得对大辽的胜利，而大辽未被灭除，则女真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在1117年蒺藜山之战后，完颜阿骨打派遣使者请求大辽册封女真为金国，以此来获得大辽的合法性支持。但由于接连爆发的上京、中京之战，册封的希望最终破灭。女真虽然击败了大辽，但其自身的合法性依然无法得到完全确认。于是，完颜阿骨打决定通过捉拿天祚帝来完成这一步骤，将其作为新王朝的合法化仪式。 然而，女真依旧无法捉拿天祚帝。正如父亲大辽若不退休，儿子女真便无法接管其权力。于是，女真只好通过彻底消灭大辽的权威，继承其政治遗产。完成这一切的前提，仍然是捉到天祚帝。

当上京、中京之战爆发后，完颜杲等将领一致决定不执行阿骨打止战的命令，迅速进攻山后诸州。虽然战斗胜利，女真却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困境。天祚帝依旧无踪影，而萧奉先等大辽的权臣也被消灭。 无法找到天祚帝，大辽局势也愈加复杂。耶律淳被推举为大辽新皇帝，然而即使他继位，大辽依旧岌岌可危。这一切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没有天祚帝的存在，任何一位继任者都无法改变大辽的颓势。

至此，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虽然耶律淳希望与女真议和，但完颜阿骨打却不认同大辽幽州朝廷的合法性。他认为，大辽已经彻底失去权威，只有彻底消灭大辽，才能实现女真对东北的控制。 接下来的情势发展更为剧烈。尽管北辽建立，耶律淳的死亡让大辽朝廷再次陷入无皇帝的困境，但大辽官僚仍试图通过平衡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维持国家的运转。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太晚。 大辽的灭亡，最终让女真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以彻底消灭大辽的方式，获得了足够的合法性，确立了自己作为新兴力量的地位。而这一切的关键，仍然是捉住天祚帝，完成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