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由于宦官权力的膨胀，政治腐败愈加严重。察举选官制度名存实亡，真正的人才很难从中脱颖而出。而在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的背景下，百姓流离失所，士人的真实情况更加难以把握，察举制的实施因此变得无法有效执行。在这种困局下，曹操在割据的混战中，秉持唯才是举的选拔原则，广泛吸纳各方人才。曹丕继位后，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一选才理念，他根据当时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了九品官人法，也就是后来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是在州、郡、县层面设立中正职位，这些中正由担任高级官职的本地人担任，负责对本地士人的家世、品德、才干等进行评定，并根据评定的结果分为九品。中正将评语上报中央，朝廷在选拔官吏时，主要依据这些评定来决定其官职。最初，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时，中央选择的中正通常是贤有识见者，他们注重从舆论中汲取信息，能够公平地评价人才，并未单纯以世族门第为标准。这一阶段，制度实际上贯彻了唯才是举的选拔原则，也因此选拔出一些有才干的官员，充实了官僚体系。

然而，随着曹魏政权的深入发展，九品中正制逐渐变了味，尤其是在曹魏后期，家世门第的考量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步演变成了一个维护世家大族政治特权的工具。到了西晋时期，权力更是完全掌握在各地世家大族手中，中正一职几乎都由这些世家大族的成员担任，评定士人的时候，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九品中正制彻底转变成了世家大族垄断选官的工具，世家大族的权力不断膨胀，士族门阀逐渐形成，成为社会和政治中的统治阶层。

士族门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随着田庄经济的崛起，世家大族不仅在经济上积累了大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在政治上也通过察举选官和传授经学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到了三国时期，虽然曹魏和蜀汉等政权曾尝试打击豪强大族，但事实上，这些政权依然以世家大族为基础。魏、蜀、吴三国的建立，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司马氏代魏建立晋朝，亦是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完成的。贾充、裴秀、王沈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便是这一时期世家力量的象征。甚至有谣言称：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生动地表达了这些世家大族在建立晋朝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世家大族的力量，甚至可以左右一个朝代的兴衰。西晋建立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保障这些世家大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与他们共享胜利的果实。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增长，他们所享有的特权由习惯上的默许逐渐转变为法律上的确认。魏晋时期一系列关于土地和人口管理的法律，如曹魏的租牛客户制、东吴的世袭领兵制、赐田复客制，以及西晋的九品中正制等，都帮助世家大族巩固了自己的特权，最终将士族门阀制度固定化。

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体现出明显的士庶区分。士族门阀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不遗余力地扩大与庶族寒门的差异，逐渐形成了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士族与庶族之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政治地位上，还体现在社会地位、生活习俗等方面。士族门阀与庶族寒门几乎没有交集，互不通婚，甚至在宴会中也有严格的座次区分。

士族门阀凭借世袭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长期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无论是琅邪王氏、太原王氏，还是陈郡谢氏等显贵士族，他们在东晋南朝的各个朝代中始终处于权力的中枢。南朝梁时，琅邪王氏的后裔王筠自豪地说，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如吾门世者也，充分展示了士族门阀家族的传世荣光。

然而，士族门阀制度在东晋时期达到鼎盛，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暴露出其腐朽和弊端。政治上，士族凭借门第和资历垄断仕途，庶族寒门则只能担任一些低级的职位。士族不仅享受依官品占田的特权，还可以封占国家的山林川泽，甚至在一些方面拥有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特权，实际上宣告了士族门阀几乎不受法律约束。

然而，士族门阀的盛况并未持续太久。从东晋末年开始，士族门阀便逐渐走向衰微，南朝时期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这一变化，源于经济关系的变化、社会斗争的压力以及士族自身的腐朽。南朝时期，许多家族开始析分，大家族的经济和权力基础被削弱。同时，东晋和南朝多次推行土断政策，削弱了士族门阀的依附人口，降低了他们的社会依赖性，进一步削弱了士族的力量。

此外，农民反抗和社会动乱也加速了士族门阀的衰落。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尤其是孙恩和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对士族造成了沉重打击，一些家族因此破产。士族之间的内斗，如东晋初年的王敦之乱，也让他们的势力大幅减弱。

士族门阀的衰退，最终为庶族寒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寒人在南朝时期的地位逐步上升，虽然他们在政府中担任的官职品级仍不高，但实际掌握的权力却日益增大。寒人出身的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等人，均曾在宋、齐时期担任中书舍人，直接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寒人甚至在地方的政治中崭露头角，他们担任的典签一职，原本只是传递政令的小吏，但在南朝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地方的关键人物。 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不仅意味着家族利益的破裂，也标志着庶族寒门的崛起，他们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历史演变，最终为后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政治格局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