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二年(1206),江西吉水,八十岁的杨万里听闻权臣韩侂胄草率北伐,恸哭失声,写下“报国无路,惟有孤愤”等语,又书十四言诀别,笔落而逝。
杨万里写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等明丽诗句,有清新活泼的诚斋体,四千二百余首诗多捕捉生活童趣。但他首先是心怀国家安危的士大夫,乾道三年(1167),他进呈《千虑策》,总结“靖康之耻”教训,直陈朝政利弊,提出安邦御侮之策。南宋偏安,他长期反对屈膝投降,痛陈国家利弊,晚年听闻轻率北伐风声,是多年忧患意识爆发。南宋国运在他看来是政策选择后果,是“忘敌”“苟安”的代价。他壮年时宁肯因谏得罪也不随声附和,地方为官以“爱民”为第一原则,回绝权臣高官厚禄干脆,八十岁痛哭是一生立场回声。
杨万里地方为官,面对具体现实问题。任奉新知县时,牢狱挤满欠税百姓,官府账面空虚。他上任后释放幽囚,调整税收方式,放宽期限额度,张榜公示,严禁胥吏骚扰。他认为百姓不会无故逃税,问题根源在吏多侵扰。奉新遇旱灾,他据实上报请求减免。此后任职各地,他都坚持以民为本。若说《千虑策》体现宏观忧国之思,地方任职则是微观治政实验,他证明真正的爱国以爱民为前提。
杨万里一生为官“敢言”,在朝廷政策层面屡表不同意见,关键冲突是反对“江南行铁钱”政策。他基于对民生与财政的观察,认为铁钱推行会冲击百姓,结果因直言被贬为赣州知州。他没有沉默换安稳,后来干脆辞官归隐。他任江东转运副使期满,账面结余一文不取,退居后老屋仅能避风雨,这与他的政治态度一脉相承。因谏得贬常见,但被贬后保持原则难得,他的直言让人格更清晰,所以能拒绝权臣高位相诱。
晚年,权臣韩侂胄请杨万里为园林写《南园记》,他干脆拒绝:“官可弃,记不可作也。”官位可弃,原则不能折价。回望杨万里,应记住他用一生证明:爱国不是口号,是在关键选择上站在不讨好的那一边,这是他留给后世沉静且有分量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