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便是清政府中最为保守的官员,也终于开始意识到西方武器的强大。在这种背景下,太平天国的运动声势日益壮大,形势对清政府的压力不断加大。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局势,清朝决心加强军力,开始着手引进并仿制西式武器,尤其是蒸汽轮船的出现,更是引起了许多重臣的关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逐步意识到,蒸汽船的高效性对于增强清军战斗力至关重要。于是,他们纷纷着手引进蒸汽船,甚至开始尝试自主制造这些现代化武器。
左宗棠在自制军舰的尝试中占据了先机,这一切源于法国人的一个建议。法国远东舰队当时在宁波设有一个小型船厂,主要用于军舰的维修。然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法国远东舰队逐渐撤离,这个船厂便显得有些多余。为了避免浪费,法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官通过与左宗棠关系密切的法国人日意格,提出愿意将这座船厂转让给中国。可惜,这个船厂规模过小,完全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左宗棠并未对此感兴趣,这笔交易最终无果而终。 但左宗棠并未因此气馁。1864年,他组织了中国工匠,尝试自制了一艘能载两人的小型蒸汽船,并在西湖成功进行了试航。这次成功的试航,不仅让左宗棠看到了自制蒸汽船的可能性,也深刻感受到与西方的差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曾国藩和李鸿章频繁上奏朝廷,提议在上海建立船厂,自行制造轮船。由于左宗棠与曾李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他当然不甘落后,于是在1866年6月25日上奏朝廷,提出在福建开办船厂。凭借着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等人的帮助,左宗棠最终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作为晚清的名臣,左宗棠的眼光无疑是远见卓识的。除了提出建立船厂,他还在奏折中建议设立水师学堂,培养航海技术人才,以为未来的海军建设储备力量。事实证明,这一提议对清朝海军的未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福建船政水师学堂培养出的人才,长期支撑着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 然而,尽管左宗棠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前瞻性思维,但他毕竟局限于时代的局限性,对西方海军的了解仍显不足。他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西方的海军知识,未能理解军舰和商船之间的区别。出于节省经费的考虑,左宗棠提出设计既能作军舰又能作商船的炮船,这样一来,平时可以运载货物,通过运输获得盈利来补贴船只的日常维护费用。这个想法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军舰和商船的设计需求相差甚远。商船为了有效载货,通常会设计贯通全船的巨大货舱,以便容纳大量货物。但军舰出于防护的需要,绝不希望有贯通全船的舱室,否则一旦某个舱室进水,将会严重影响舰船的浮力。与此同时,商船多采用立式蒸汽机,这种设计虽然节省平面空间,方便布置货舱,但立式锅炉的高度过高,导致舰船的干舷高度也随之增大,进而增加了船只的受弹面积。因此,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军舰,其货舱空间相比商船要小得多,根本无法与真正的商船竞争。更糟糕的是,船政局也不具备与正规的船运公司竞争的实力,依靠这种方式赚取收入来维持经费显然是不现实的。 此外,这些船只在火力和防护能力上也大大逊色于真正的军舰。最终,这些所谓的亦兵亦商炮船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成为了上下不靠的尴尬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炮船大多退出了第一线,只在辅助性任务中发挥作用。沈葆桢,船政大臣,最终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停止了这种两用船的建造,转而专注于造专门的商船或专用军舰。比如,伏波级炮舰从第五艘永保起,包括后续的海镜、琛航和大雅四艘炮船,都直接按照西方商船的样式进行改装,撤去武器装备,增设了水手住舱,并扩大了货舱容量。 这些早期建造的亦兵亦商的炮船,随着新型军舰的服役,最终退出了主力舰队的行列,逐渐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