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元代理学通过构建道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道政之间的矛盾。但若要实现真正的道政合一，达到道为政先、以道辅政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在社会秩序中的贯彻就需要依赖于王权政统。为了巩固和发扬儒家道统，理学家们对蒙元政统合法性的辩护几乎是没有停歇的。

虽然蒙元政权的承认并非单纯源自武力的征服，更多的是出于对儒家文化和制度的认同，但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承认并参与政统却是延续道统、实行儒治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认同了蒙元政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动统治者进一步接纳中原文化。因此，这种认同是双向的。士人们在接受了蒙元政权的同时，儒家思想也逐渐上升为元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最终实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奠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大一统局面。 一、政治认同——正统的接续

元朝的统治者已经理解到，在其位，则谋其政的正统地位，是政统合法性的重要前提。在论证元朝政统合法性时，元代理学家如郝经、许衡和刘因等人全力以赴。郝经最早提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的观点，他并不拘泥于地域和血缘，而是以道为基础，论证了中国这一概念。他对蒙元能够推行儒道的做法予以肯定，认为其政权合法。 许衡则将天命论引入对蒙元统治的阐述，他认为元代的统治符合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因此元朝政权的合法性无可置疑。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统一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从唐代以后，北方战乱不断，百姓深受其苦，迫切希望实现国家统一，过上安定的生活。刘因摒弃了夷夏之防的偏见，从大一统的思想出发，主张尽快实现国家统一与民众安定。

在元代，一方面理学家认同蒙元的政统，并积极为其合理性辩护；另一方面，蒙元在制度上也全面采纳了儒家文化，并认可了理学思想作为正统的依据，表明其是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在士人的心中，蒙元的正统地位逐渐树立。经过这两方面的共同努力，蒙元不仅稳定了政治统治，也实现了理学家对政权的认同，建立了儒士与蒙元政统的政治归属感。 二、制度认同——汉法的推行

在蒙古贵族的征服时期，尤其是在一些亡金旧臣和汉族儒士的呼吁下，蒙古政权开始逐渐接受汉文化，并开始推行汉法。如窝阔台帝在位时，便采纳了宰相耶律楚材的建议，定赋税、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设科举等。此举推动了元代的文治兴盛。 尤其是在忽必烈时期，他延纳了许多藩地和四方文学士，听取他们关于治道的建议。郝经、窦默、姚枢、许衡等理学家为忽必烈提供了关于儒道的建议，劝导其推行汉法。忽必烈登基后，郝经、许衡等人不断向他上奏，论证实施汉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涵盖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一) 政治制度——守礼义、施仁政 早在1256年，郝经便见忽必烈，并向其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提出创法立制的必要性。他强调，制定法制必须有一定规模，从而能够由国家走向天下，最终开创万世之治。他还列举了天下蠢民害政之大者十一条，批评当时的社会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对策。郝经特别注重儒家仁义思想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对于具体的施政措施，郝经建议元朝统治者必须守礼，他认为礼者，国之干也，并主张通过制度化的礼义、法律和教化来治理国家。郝经提出，别嫌疑、辨犹豫、明是非、正纲纪、立法制、厚人伦、美教化应成为治国的根本。他建议设立学校、选用有德的官员、倡导节义，以此来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 许衡和郝经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也提出了实行仁政的必要性。他认为，秦楚残暴，故天下叛之；汉政宽仁，故天下归之，从历史上总结出仁政的重要性，并通过《易传》来证明元即是仁，以此来强调实行仁政对治国安民的重要性。

(二) 经济制度——治生论 许衡在元代士人科举无门、经济困顿的背景下，提出了治生的主张，主张谋生计，而非一味追求财富。他通过孟子的制民之产思想，扩展并提出具体措施，帮助当时经济困窘的士人寻找谋生之道。 许衡的治生论打破了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为士人提供了更多的生计出路，也为他们解决了困境。这一理论对元代社会经济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为后来的经济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 教育制度——兴学校、重教化

元初由于连年征战，社会动荡，元廷一度忽视了教育。然而，随着元朝的逐渐稳固，尤其在宪宗时期，大臣高智耀提议为了国家治理和人才培养，应该免除儒士的徭役，并开始推行教育。这一时期的对话被认为是元代对儒家文化及教育重视的开始。 随后，元代的统治者都下诏推动教育事业，兴办学校。赵复、许衡等理学家积极推动教育的普及，他们的努力让理学成为了元代的官方教育体系。许衡主张定教材、定学制、立学堂，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元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为后来的学术传承奠定了基础。

结言 总的来说，元代理学家通过为蒙元政权的合法性辩护，试图调和道统与政统的矛盾。尽管如此，在元代社会现实中，儒家道统最终仍然被政治统治所制约，理学的官学化也标志着道统成为了政统的附庸。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理学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儒家理想的道政合一未能完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