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的北京,被风霾、瘟疫与叛军包围得透不过气。
紫禁城里,17岁接下烂摊子的崇祯皇帝,正做着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事——哀求大臣和皇亲国戚捐钱。
结果百官集体装穷,皇亲国戚更是哭天喊地,最高一笔也只拿出2万两,其他都是敷衍了事。
而就在城墙外,李自成的大军已经逼近。
一个拼命勤政、却被视为亡国之君的少年皇帝,真的毫无办法吗?
还是,这个国家从他即位那天起就再也救不回来了?
崇祯登基那一年,外人看到的是少年天子接掌大明,但实际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
后金崛起,边防吃紧;国库空虚,岁入不够岁出;
天灾不断,流民四起;农民军遍地开花;朝堂被阉党与反阉党长期对立搞得支离破碎。
换句话说,崇祯接手的不是江山,而是一个注定要塌的烂摊子。
一个少年皇帝,面对一个已经坏死的体系,本就处于几乎没有选项的绝境。
崇祯的勤政并不是一句赞美,而是一种带着悲剧意味的执念。
他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扫荡魏忠贤阉党,让朝堂空气焕然一新。
这是一个年轻皇帝试图重启大明的强烈信号。
但一个皇帝可以在一天里处死一个权臣,却无法在十七年里修好一个已经坏死的政治系统。
彼时,满朝文官有见识的可用之人实在太少。且存在虚伪而又贪腐的官僚群体。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无论他如何勤政,政策落到地方都会变形;无论他如何清洗权臣,新的腐败会立刻补位。
他想整顿体系,却被体系反噬。他想力挽狂澜,却发现没有一个部件是正常的。
中央无权、边军无饷、地方无粮、制度无执行力,崇祯越是努力,就越像一个徒手堵住破堤的少年,身后是不断冲来的洪水。
一个人再努力,也救不了一个已经集体躺平的体系。
所以,煤山不是一个皇帝的失败,而是体系坍塌的必然。
如果说崇祯即位时面对的是一座已经倾斜的大厦,那么接下来十七年,这座大厦之所以迅速崩塌,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不是外敌强大,而是因为皇帝和官僚体系之间的内耗,把最后的支撑点都给耗光了。
而最讽刺的是,这场内耗的引线,正是崇祯的勤政。
崇祯刚登基时确实雄心勃勃,他要除阉党、整纲纪、肃贪腐、复辽东、平流寇。他想做一个“中兴之主”。
但一个皇帝再勤政,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帝国的基础已经烂透了。
例如财政问题上,崇祯想清账,但结果是层层加派,豪强不交税、农民承担全部压力,恶性循环迅速形成。
皇帝想强国,官僚却把每一项政策都执行成压榨。
制度越紧,民怨越深;皇帝越着急,官僚越摆烂。
这一奇怪的对冲,成为大明的第一条死弯。
而与他勤政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崇祯的用人问题。
他最大的用人问题是太急、性格多疑、太不稳定。
资料明确揭示出崇祯朝的惊人数据:
先后更换阁臣大学士五十多人;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诛杀臣僚无数;甚至一次杀了三十六名高级官员。
对于一个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政策无法连续、指挥体系失灵、地方政令不断断裂、所有人只想自保。
崇祯不是没努力,他努力得近乎偏执;所以崇祯越勤政,他越是把自己困在一个无人可用的死局里。
到最后,他身边几乎没有一个能真正支持他的人。
整个国家像在他四周塌陷,而他只能紧紧抓着越来越碎的石头,直到一切都从指缝中滑落。
1640年代的大明,看似仍有城池、军队、京师、官员,但骨头已完全空了。
财政断裂,岁入远低于岁出;
军饷多年不发,士兵逃亡严重;
制度失灵,命令下去就像掉进井底;
百姓饱受税负、灾荒之苦,对朝廷失去希望;
官员互相推诿、不敢担当、不愿冒险。
也就是说明亡之因,不在战败,而在系统性坏死。
李自成攻破北京时,这已经是一座已经没有力量抵抗的城。
满洲的入关,不是压倒性的军事胜利,而是抓住一个早已气尽的王朝。
明朝不是被敌人杀死的,而是被内部的腐败、无力、冷漠和无声的离散慢慢拖死的。
崇祯不是亡国之因,而是亡国的见证人。
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但国家已经没有任何结构能回应他的努力。
他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在风雪中点着灯火,直到灯芯燃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