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汪兆镛，很多人可能觉得有些陌生。他是特大汉奸汪精卫的同父异母的大哥。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后来改名为汪精卫，兄弟俩都属于兆字辈。汪精卫年少时曾投身革命，后来却叛变祖国，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世人对他唾骂不已。而他的哥哥汪兆镛，虽然也身处同一历史时期，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堪称正直之典范，流芳百世。

汪兆镛的祖籍是浙江山阴（今属绍兴），他出生于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6日），地点在广东番禺。汪兆镛自小聪慧异常，十岁时便能作诗，表现出超凡的才智。二十九岁时，他通过了举人考试，开始了自己仕途的征程。此后，他回到广东各地的州县担任幕府职务。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烜对他极为赏识，特意推荐他去湖南担任知县，甚至授予他四品顶戴。然而，汪兆镛并不热衷于权位和仕途，而是专心于金石、诗文的研究，因此婉拒了这个职位。

与汪精卫相差二十多岁的汪兆镛，在父亲去世后，几乎是靠着他哥哥的照顾长大的。为了让汪精卫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汪兆镛甚至让他赴日本留学。清政府当时正计划派遣一批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并提供资助。汪兆镛便鼓励汪精卫去，期望他学成归来后，能为国家效力。然而，汪精卫赴日后接触了革命思想，返回中国后开始投身反清活动。得知此事后，汪兆镛怒不可遏，认为汪精卫背叛了自己，拿了清朝的钱去留学，却反过来反叛清朝，实在是大逆不道，没有良心。于是，他与汪精卫断绝了关系，怒斥他为汉贼，称其为汉族的叛徒、败类。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汪兆镛写下《辛亥初度感赋》来表达他对革命的不满，诗中写道：万物一刍狗，何有此形骸。况是余生多病，早分卧蒿莱。古语寿多辱，慷慨赋深怀。他在诗中表露出对变革和新兴政权的失望与反感，心情沉郁，寄托了他作为一位清朝遗民的哀伤与惋惜。

民国建立后，汪兆镛依然视自己为清朝的遗民，并对国家的变革心生疑虑，发出慨叹：礼教亡矣，何以国为？他撰写了《元广东遗民录》，自勉保持忠诚和节操。同年，他移居澳门。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得知此事后，亲笔写了一个福字赐给汪兆镛，汪兆镛十分珍惜这份恩赐，将福字挂在厅堂，并以此命名自己的住所为赐福堂。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卖国贼，而汪兆镛深感耻辱。当日本人试图邀请汪兆镛担任广东维持会会长时，汪兆镛愤然拒绝，破口大骂：滚—滚—滚！他视卖国行为为不可容忍的耻辱，毫不妥协。

汪兆镛的坚守与忠诚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还在他对家族的坚持上。汪精卫的后人曾试图请求将汪精卫的名字列入汪氏族谱，汪兆镛义正辞严地表示，若要将汪精卫的名字写上去，可以，但必须注明汉奸二字。他的立场坚定无畏，毫不容忍任何亵渎家族荣誉与民族大义的行为。 一生勤奋好学，汪兆镛无书不读，精通诗文，擅长考据，曾以撰写和研究为乐。他的著作丰富，涉及经史诗文、金石书画等诸多领域，总计数十种，二百余卷。汪兆镛的学识和才华，始终为后人所钦佩。 1939年7月28日，汪兆镛在澳门去世，享年78岁。临终时，他告诫后代：汪氏子孙，即使饿死也不得投敌卖国当汉奸，将来不管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能当民族的罪人！他以这句话作为自己一生的遗训，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尊严和忠诚的最后坚持。 汪兆镛的事迹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正直、忠诚、不畏强权的榜样，虽身处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始终保持了对家国和民族的深厚情感，最终成为一位流芳百世的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