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任人摆布的小姑娘，而是有着自己独立意志和严肃形态的存在。尽管如此，自古以来，历史的编写者始终是人类，而人类不可避免地在历史的叙述中带上了自己的私心与偏见。正如那句古话所说：成王败寇，历史的胜利者往往会决定谁是英雄，谁是恶棍。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帝辛，便成为了这个千古辩论的例子。自他死后，史书中将他塑造成暴君的形象，指责他是妲己误国、比干挖心、酒池肉林的主谋。多少年来，帝辛的形象早已与暴政画上了等号。

在这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文字的遗失并不罕见。历史的流传有时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否定一个文明的存在。以巴蜀文明为例，尽管历史记载寥寥无几，却依然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三星堆文化，这便是一种超越文字的历史证明。

《韩非子·显学》中提到：尧舜之道于三千岁、虞夏二千余岁、周殷七百余岁。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虞朝和夏朝的历史长达两千年，这些都大约发生在四千五百年前。结合《夏书》《虞书》等古籍记载，虞朝延续了1600年，夏朝继位之后也有四百七十一年之久。尽管这些历史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却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依据去想象那个时代的伟大与辉煌。

虞朝被认为是一个小规模的部落，而夏朝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关于这两个王朝的历史，大多是由春秋时期的史学家整理记载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商朝的甲骨文中，竟然没有发现关于虞朝和夏朝的任何直接记录。商朝之前的历史多被称为神话史，其中涉及燧人氏钻石取火、女娲补天、伏羲作八卦等故事，充满了浓厚的神话色彩。

事实上，神话史是世界各地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叙事方式。在《剑桥历史课》中曾提到：古希腊人对各种神话传说尤为崇拜，他们不仅对这些神话感兴趣，而且这些神话在社会中常常有着深远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学者并不否定神话的历史价值，只是他们并未接受夏朝存在的证据。最初，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明的历史不过只有两千年，直到殷墟的出土，才逐渐承认了商朝的存在，中国的历史才得以向前推进到三千六百年。

关于夏朝的存在，国内的历史学家普遍持肯定态度，虽然疑古派对神话传说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并不否认夏朝的存在。英国学者艾兰则提出，甲骨文中并未发现与夏朝相关的记录，且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也很零散，因此他认为夏朝的神话很可能是商朝时期的后期演绎。对此，苏联学者刘克甫也表示，历史的自我认证需要有明确的文献佐证，而这些文献必须是当时人们书写而非口耳相传的记录。他指出，目前并未找到任何夏朝的直接文献记载，因此无法确认夏朝的存在。

换句话说，西方学者在质疑夏朝时，强调的是缺乏实质证据，而非否定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考古学家虽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他们的心中依然渴望揭开历史的真相，谁不想成为第一个揭开历史谜团的人呢？ 1959年，河南登封县王村发现了一个古代遗址——二里头遗址。经过鉴定，遗址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恰好与夏朝的历史时期吻合。经过多次考古挖掘，专家们认为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朝的都城。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太康曾在斟鄩居住，而夏朝的都城就被认为是斟鄩。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斟鄩位于伊洛平原，这与二里头遗址的位置相符。因此，国内的考古学家一致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然而，西方学者并不认可这一发现，理由是二里头文明并未出土任何文字记录。他们认为，夏朝可能只是商朝文明的一部分。因此，关于夏朝的存疑依然存在，成为了一个长期未解的争论。这时，贵州大学的王长城教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他认为夏朝并不在中国，而是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邦。他将夏朝与哈拉帕文明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这一看法十分大胆，甚至有些跨越时空的想象，但它也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夏朝的真相，究竟藏匿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