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1年春，云贵总督刘长佑将奏折送进紫禁城，提出一个震惊朝野的战略构想：趁日本羽翼未丰，分三路出兵东征、收复琉球，一劳永逸地解决东顾之忧。

显然，这是一份充满古典军国主义浪漫色彩的作战计划。最终连获得廷议的机会都没有，便悄然湮没于清宫档案之中。其中缘由非妇人之仁，而是晚清帝国在财政崩溃与动员体系瓦解，以及结构性的认知脱节。

浪漫狂想

刘长佑的战略思想 源于同太平军的斗争经验

事实上，这份作战计划符"以攻为守"的湘军哲学。刘长佑曾与江忠源在蓑衣渡阻击太平军，仅靠9000楚勇就大破石达开的十万之众。所以，其人始终坚信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提出的三路并进方案，在战术设计上相对精妙。

首先是在北路，调动吉林、黑龙江的八旗驻防部队+东三省练军。然后自松花江流域出发，渡海攻占库页岛，并以此为跳板进攻北海道。这一路的核心思想是围魏救赵，通过打击日本的北方薄弱地带，迫使他们从琉球、朝鲜分兵回援。

刘长佑的三路进攻日本计划

接着是在中路，以驻防辽东的淮军或东三省部队为主力。他们将跨过鸭绿江、借道朝鲜，直扑九州岛。因为朝鲜是大清藩属，所以刘长佑觉得过境名正言顺，还能切断日本与大陆的联系。

最后是在南路，集结南洋水师与福建水师，从宁波、定海北上进攻长崎。主旨是摧毁日本海军基地，威胁其西部工业中心。

南洋水师被刘长佑寄以厚望

当然，该计划的最高潮部分，是三路人马"会攻东京"。而且绝市之禁，切断日本与西洋的贸易，迫使其不战而降。

刘长佑甚至在奏折中自信满满地宣称：我朝师武臣力必无挠败之虞，只要先暴日本之罪恶于天下，布告西人绝海上通商之东使，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很多晚清社会精英迷信日本会向自己屈服

财政绝境

19世纪80年代 清廷财政已非常紧张

然而，刘长佑上奏的1881年，正是晚清财政最为窘迫的时期之一。在刚刚结束的收复新疆之战，已经耗费军饷数千万两。以至于要挪用海防经费、举借外债，使朝廷陷入饷竭源穷困境。

户部账面捉襟见肘，而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工程很快将大规模启动。

清朝的财政收入增加赶不上消耗速度

据当时记录，清政府在1880年代初的年财政收入约8000万两。但支出浩繁，维持日常运转已属不易，而刘长佑计划中的三路远征，粗略估算需银3000万两以上：

1 北路军穿越东北林海、渡海攻日的补给，就需要征用数万民夫、建造数百艘运输船。

2 南路水师更需大量煤炭、弹药和舰船维修费用。

这笔开支相当于清廷半年以上收入，且是额外支出无法通过常规赋税筹措！

更致命的是，晚清缺乏现代战争融资手段。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可发行公债、动员民间资本支持军备扩张，而清廷仍停留在"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框架内，战争经费全靠临时摊派+横征暴敛。刘长佑似乎完全忽视这点，计划中未提任何筹措军饷方案，仿佛白银会从天而降！

明治维新的日本已学会使用各类融资工具

动员体系崩塌

晚清的湘军淮军始终处于被分割状态

如果说财政困难尚可咬牙克服，那么军事动员体系的彻底瓦解，足以让刘长佑的计划失去所有可行性。当时，清军早已不是曾国藩、李鸿章统率的统一湘淮军，而是被拆解为各省防军、练军的碎片化武装。

刘长佑身为云贵总督，理论上可调动云贵驻军约30000人。但这批湘军旧部装备落后，仍大量使用前膛枪、抬枪，且需防备法国对越南侵略而无法调动。至于计划里提到东三省练军，李鸿章淮军和南洋水师，彼此属于有鸿沟界限的不同派系。

日军的动员体系远比清朝先进

相比之下，日本在1873年颁布《征兵令》，建立近代全民兵役制度。虽仅维持40000常备军，但拥有完善的预备役体系，战时可迅速动员至数10万。

清军仍是典型的"勇营制"。平时养兵有限，战时才会唐突募兵，造成素质参差不齐。刘长佑计划中的三路并进，需要同时调动十万以上兵力。但晚清根本没有统一的参谋本部或总司令部，各镇台、各防军之间互不统属。甚至"将不相识、兵不相习"，极易被各个击破。

早期的北洋水师只有超勇、扬威2艘巡洋舰

此外，刘长佑计划自宁波攻长崎，但1881年的清朝海军根本无力执行：

1 北洋水师还在襁褓阶段，只有2艘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及数艘蚊炮船。

2 南洋水师规模达17艘舰艇，却多为木壳旧船、防御力偏弱。且分属不同总督辖区，从未进行过联合演练。

以这样的舰队面对日本岸防炮台，无异于以卵击石！

明治时代的日本海防超过清朝精英想象

三重误判

刘长佑的作战计划里存在许多谬误

除财政与体制问题，刘长佑的作战计划还存在至少三重谬误：

例如对地理和后勤的无知。北路军计划从松花江流域出发，沿途需穿越数千里原始森林、渡过白令海般的寒流。在1881年的后勤条件下，别说作战，单是行军就能让非战斗减员达到50%以上。中路军借道朝鲜，却忽视李氏王朝对清军的抵触情绪。南路水师更是低估日本九州的防御体系，显然是对敌情毫无细致斟酌。

其次是对近代海权误解。刘长佑试图复制传统宗藩战争模式，但在列强奉行炮舰外交与均势的19世纪，已经很难激起多少浪花。西方不可能因一纸布告就放弃对日贸易。相反，若清军进攻日本本土，反而可能招致列国干预。

日本与世界的密切程度绝非清朝可比

当然，这类畅想往往低估对手强弱。刘长佑只看到日本的蕞尔小国外观，未察其制度性优势。倒是日本参谋本部已开始编纂《邻邦兵备略》，系统研究对清作战，搜罗一切能获取的清朝情报。

最后，就是误判时间窗口。刘长佑认为日本羽翼未丰，实际上清朝本身刚经历大战，非常需要休养生息。若真要进攻，理应等待定远、镇远这两艘铁甲舰成军，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不可控因素。

2艘镇远级铁甲舰 是清廷少数能让日本忌惮的装备

讨论的机会都没有

刘长佑的奏折被清朝直接无视

最终，刘长佑的奏折被清朝雪藏，连进入军机处廷议的程序都未获得。这一结果并非偶然，而是晚清决策机制僵化的体现。

当时清廷的核心三大决策层，包括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正陷入复杂的权力斗争。慈禧专注于巩固权位，李鸿章则忙于与俄国谈判伊犁问题，都没有经历东顾。何况清廷已丧失战略进攻意志。从太平天国到捻军，从陕甘回乱到新疆收复，连续的国内战争已使统治集团精疲力竭，保境息民成为主流思潮。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都没有意愿进攻日本

另一方面，刘长佑作为湘军宿将，政治影响力在1881年已大不如前。随着本人于第二年开缺回籍，激进建议很难引起中央重视。

无论如何，他的计划只能算是某种异想天开。不仅完全看不懂对手，甚至比对手更不清楚自己，只能成悬浮于时代断层之上的幻觉。

清廷终将因为无知而遭到惨败

更为讽刺的是，清廷直到甲午战争失败，才痛苦意识到所谓蕞尔小国能动员数十万兵力。自己曾信奉的那套天下秩序残余，以及靠洋务运动修补出来的中兴气象，皆在时代的三煨真火淬炼下显出原形。

仅此而言，刘长佑的奏折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帝国的全面滞后，也照出传统精英面对新时代挑战时的认知局限，更是一个古老文明自觉无力回天的悲催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