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感叹：“史界之有樵，若光芒之一彗星焉。”他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古代学者认为“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由此可见，郑樵在我国史学领域的特殊地位。

唐宋时期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经、史、子、集各种文化成果灿若星河、数不胜数，在史学界在体现有刘知几的《史通》、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正是在这种优良的文化环境下，郑樵矢志撰写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史巨著。

郑樵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好读书，勤于向学，立志报国，在风云激荡的国难之时曾投书高官，谋求入仕，无奈石沉大海，报国无门。从此之后，他就专心致志于治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十六岁时，郑樵在家乡夹漈山（今福建莆田市）结庐隐居，治学近四十年，呕心沥血，最终完成《通志》，书成不久，疾病缠身的郑樵就因病逝世。

《通志》是一部综合历史史料而成的通史兼专史，它分为两部分，一是通史，上起三皇，下迄唐宋；二是略(志)，共二百卷，在体例上，既沿用了司马迁所创的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体例，同时也有所创新。计有本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其中，纪、传、世家、年谱，仿《史记》而作，只是将《史记》之表易为年谱。至于《史记》的“书”，《汉书》己改名为志，后世多所仿效，而郑樵反对编纂断代史，故而改“志”为“略”，共计二十略，这二十略也是《通志》全书的精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启超曾评价：“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郑樵也极为看重：总天下之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综观《二十略》，天地万象，社科自然，皆包括其中，实在是称得上一部分类式的百科全书。它扩大了史志目录记载的范围，将史志目录记载的对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极大丰富了史志文献的内容。

通过对《通志》的研究，我们也会对郑樵的史学思想有所认识：

一、会通思想。在《通志﹒总序》中，郑樵写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八荒无奎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会天下之理，通古今之道。在他看来，从古到今，真正能做到“会通”只有孔子和司马迁。孔子能得会通之意，“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能得会通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会通，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全面分析各种历史资料，分门别类，考其源流，探其因果，搞清楚各种事物发生的起因、过程、结果、影响，得出自己的结论。

郑樵十分反对班固的断代思想，指出正是这种以朝代为界的史学思想割裂了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不仅事件含混不清，人物多有重复，更不利于后世人们对历史的完整认识。他指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埂。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关于历史“专”与“博”的争论早已有之，而且绵延至今。从史学发展的演变来看，是由“博”趋向于“专”。有位史学家曾说过：“以往我们是研究一棵大树，后来我们研究树枝，现在我们研究的是脱离树枝的一片片树叶。”但是，越来越专业化的倾向容易造成人们对具体人物事件的深入认识，从而忽略了对历史整体趋势演变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樵的会通思想如今更值得我们借鉴。

二、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思想。《通志》从开始准备到最终完成，历时近四十年，期间科学的治学精神贯穿郑樵的一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继承传统，勇于创新。《通志》在完整地继承了前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还对已有成果进行了再次加工。比如补充了很多以往没有的人物传记，将原有的“志”改造为全新的“略”。

2.科学规划，全面搜集。自从立志撰写《通志》，郑樵就做了详细规划：“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其后更是四方奔走，搜集资料。史载他“游名山大川，搜集访古，遇藏书家必留，读尽乃去”。明代的陈循在《寰宇通志》中也称赞说：“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3.崇尚实际，深入群众。郑樵并不是那种以为迷信书本的“书呆子”，在四处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经常向一些“山野老农”请教问题，力求得到最真实的结果。其二十略之所以能够涉及典章制度、古今名物、天文、地理、草木鱼虫等等，包罗万象，与这种治学态度不无关系。可惜的是，自郑樵之后，历代学者津津乐道于“依书治史”，完全摒弃了他的这种实践精神。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郑樵也是后无来者。

4.破除迷信，挑战权威。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学者，郑樵显得十分“另类”。他虽然十分推崇孔子和司马迁，但对他们的有些方面同样敢于批判。比如，他指出孔子的《论语》是“空言著书”；司马迁的《史记》存在着“博雅不足”的遗憾。对于盛行于封建时代始终的“五行说”、“天命论”等等，他更是毫不留情，直接写到：“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指出宣扬这些迷信思想是史学的最大弊病。

三、始终如一的史学精神。在撰写《通志》的四十余年中，郑樵不是在四处游历，搜集资料，就是在夹漈山上整理考证。其中的困苦和孤寂非常人所能忍受，经常是“夏不葛亦凉，冬不袍亦温，肠不饭亦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几乎被亲友们视为野人。但他始终铭记，“入山之初，结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虽困苦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与司马迁、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相比，他没有家学师承、没有皇室藏书、没有众多门生弟子、单凭一己之力、靠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而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