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标题，很多人或许会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多此一问：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昏庸无道，沉迷享乐，最终导致隋朝灭亡，谁还敢给他背锅？我倒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隋炀帝所犯的错，虽然是他个人的，但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一些政策和举措，早在当时便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在隋炀帝治下才集中爆发而已。所以，我认为，隋文帝该为这场大祸背一半，甚至更多的责任。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隋文帝杨坚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上有积极作用，但却为日后的皇帝专横无度、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在经过三百年的战乱后，加强中央集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样能有效保障国家的稳定。然而，隋文帝的权力来得有些不光彩——他是通过篡位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天下的。由于他心中始终有个疑虑：一方面担心百姓不满，一方面又害怕权力被篡夺，他逐渐将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官员对皇帝的制约几乎为零。随着时光流转，这种没有制约的制度，最终导致隋炀帝在掌握了大权后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做出一系列荒唐决策，甚至犯下大错，误国误民。到了隋文帝晚年，连他自己也深陷其中。在仁寿宫，他被当时的太子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围困，最后在无一人能救的情况下，被迫饮下毒酒死去。

再谈到隋文帝年老后的性格变化。随着年岁渐长，隋文帝渐渐开始倚重那些阿谀奉承的佞臣，而逐步远离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共患难、打江山的能臣。这些当初的栋梁，或被杀，或被贬，或被流放，最终消失于朝廷的权力舞台。就比如隋朝开国的四贵： 高颎，因为反对废除长子杨勇而支持杨勇继位，得罪了独孤皇后，最终被罢免官职，爵位也被撤销，最终被隋炀帝所杀； 虞庆则，他因小舅子与情妇有染而遭陷害，被隋文帝直接下令杀害； 杨雄，知名度较高，但由于人脉过于广泛，反而引发了隋文帝的猜忌，最终被剥夺了兵权； 苏威，因被指控结党营私而屡次被罢免，尽管屡次被重用，但始终未能恢复信任。 与这些敢于直言的忠臣相比，杨素一心奉承隋文帝，最终成为了权力的掌控者，甚至与杨广合谋毒死了隋文帝。 另外，隋文帝的文化素养也无法让他完全理解文化的真正意义。虽然他曾通过读书了解过文化与人才的重要性，但他的文化层次始终有限，更多地把文化视作自己的统治工具。隋文帝一方面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但他却难以从心底理解，反而通过一些行动显示出对文化的狭隘理解： 首先，隋文帝在平定北齐后，迫不及待地邀请了北齐的第一才子李德林出山，他自豪地表示，平齐之利，唯在于尔，意即最重要的收获是得到了李德林。李德林不仅为隋文帝献策良多，且他的建议大多为真知灼见。但李德林却不像那些逢迎奉承的人，他始终坚持直言不讳，结果隋文帝逐渐对他心生厌恶，最终将他冷落，甚至让他屡次降职，直至李德林含冤去世。 其次，隋文帝重视教育，于是开办了大量的学校，然而仅仅十年后，他便对这项事业失去了信心，觉得花费如此多的钱，却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国家栋梁，于是下令废除各州的学堂，只保留了国子学的七十二个学生。实际上，提高国家文化素质是需要漫长时间的，而隋文帝却只看到了十年的短期效果，便轻易地放弃了这一战略。

而废除嫡长子杨勇，改立杨广的决定，也影响了整个朝廷的政治局势。由于独孤皇后偏爱二儿子杨广，而隋文帝开始对杨勇产生不满，他便竭力寻找杨勇的过错，以此为借口废除他。这一举动把朝中官员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杨勇，一派支持杨广。支持杨勇的往往是正直且身居要职的官员，而支持杨广的多为那些没有实权的政治投机者。最终，杨广借助父母的支持，一举胜出。随着这场权力斗争的结果，忠诚正直的大臣被清除，取而代之的却是投机取巧的佞臣。此后，整个朝堂风气日渐堕落，朝中官员越来越趋向迎合皇帝的心意，正气几乎荡然无存。

隋文帝修建仁寿宫的事情也可谓是一个先兆。虽然作为皇帝修建行宫本无可厚非，但为了赶工期，杨素在两年内牺牲了十万多百姓的生命，而隋文帝不仅没有对杨素进行处罚，反而对他表示嘉奖。这一事件的发生，实际上为日后隋炀帝在修建东都洛阳和开凿大运河时，漠视百姓死活的行为埋下了伏笔。 最后，隋文帝教子的失败，也成为了他政策的最大败笔之一。隋文帝的五个儿子各自堕落，最终都未能善终。大儿子杨勇沉迷奢侈，生活无度，最终被废除为庶人，并在隋炀帝登基后被杀；三儿子杨俊奢华成性，最终被妻子毒死；四儿子杨秀过度放纵自己，甚至用皇帝专用的衣饰和马车，最后被隋文帝赐死；五儿子杨谅在隋炀帝即位后发动叛乱，最终被杀。隋文帝为了锻炼儿子们的能力，将他们从小就派往外地治理一方，使得他们从小便远离父母管教，最终未能培养出合格的继承人。

综上所述，隋炀帝的暴政并非全然由他个人的性格所决定，隋文帝的某些治国政策早已为此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即便不是隋炀帝即位，其他几个儿子也未必能善待这个江山。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个政治腐化、忠臣稀少、风气堕落的朝代，哪里还有什么治世？正如毛主席所说：蕴藏大乱，果不其然，隋炀帝继位后，隋朝很快陷入了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