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玉（蒋立冬 绘）

近期，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播出，五代十国这一段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历史被拉入大众的视野中。处于唐宋两个各负盛名的统一王朝之间，五代十国最为人所记忆的标签无外乎“乱世”二字——短短五十三年，政权多、动荡多，“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也多是乱世的审美与情感。事实上，自宋代起，这一断代史研究便不受重视，其中史料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时至今日，历史学界已经涌现了一批有关五代十国的研究成果，但属断代史性质的著作仍不多。今年1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代十国史》是其中新鲜出炉者。

《五代十国史》的作者杜文玉教授，任职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五代十国史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便涉足相关研究，同时兼治隋唐史、宋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经过长期的积累，杜文玉教授已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区域史等多个维度构建起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体系，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本周，《上海书评》专访杜文玉教授，邀请他解读五代十国这一历史断裂期所酝酿、经历的变革与转型，带领读者穿越纷繁乱象，深入理解这段历史。

《五代十国史》，杜文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820页，168.00元

“五代十国”的提法来自欧阳修，您说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合理——欧阳修将仅有三州之地的南平纳入“十国”，而将敦煌归义军、党项定难军、李茂贞秦岐政权、云南大理国等历史影响更巨者排除在外。为什么欧阳修会选择这样的提法？

杜文玉：因为那个时期的人们还不具备国家、民族这样的观念，其观念局限于内地这一有限的地理范围，这样就把敦煌归义军、云南大理国排除在外了，而且宋统一全国也没包括云南。还有一点，就是欧阳修对政权的概念没有清晰的认知，这也造成了“五代十国”这一提法的不完整、不全面。如李茂贞的秦岐政权，虽然其辖区一度达到四十余州，但在朱温的打击下，很快就缩小到七州之地，再加上到了后唐明宗统治时期，这个政权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秦岐政权仅存在于五代前半期，因此没有引起欧阳修的重视。至于定难军，其政权最盛时拥有九州之地，长期保有的有四五个州，都比南平国大得多；而且定难军的军号是唐朝赐予的，其统治者与李茂贞一样都被唐朝赐姓为李，算是入了李唐王朝宗室之籍，这一政治地位也不是南方的其他割据政权所能相比的。定难军从唐末建立，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贯穿了整个五代十国时期。还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两个政权的统治者都被封了王，秦岐前后被封为岐王、秦王，定难军先被封为陇西郡王、后又封为朔方王。因此无论哪个方面，欧阳修都不应该忽略他们。欧阳修不提，只能说他的地理概念还是不完整的。

另外，这种现象在我国其他历史时期也存在。比如，我们都知道“五胡十六国”，这个说法就是因为北魏史学家崔鸿写了一部《十六国春秋》，于是后世学者就把这个时期称为“十六国”，其实，这个时期的政权远远超过了十六个。“五代十国”也是这样的。

您在《五代十国史》中给出了这一时期十五个政权的建立和灭亡时间。其中，您提到“作为一部反映分裂割据时期的断代史著作，与反映大一统王朝历史的断代史有较大的不同，时间断限是必须要妥善处理的问题之一”，就这一点，您是否可以展开说说？割据政权建立、灭亡时间的不一致，您处理起来是如何考虑的？

杜文玉：这是撰写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与大一统时期的历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分裂割据时期政权的兴亡时间各不一致，不像统一王朝那样整齐划一，面对这种情况，我处理起来有三个原则：其一，不论哪个政权，中原王朝也好，割据政权也好，都要按照其兴亡的实际时间算。这一点是必须坚持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历史科学了。这些情况我在书中都一一表述清楚了。其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般来讲，割据政权的灭亡时间，史籍记载得比较清楚，有争议的是其建立时间，这一点上学者采用的标准不一致，我采取的是各个政权的实际建立时间，而不论其是否称王称帝。其三，作为断代史，五代十国时期的兴起与截止时间，我还是按中原王朝的兴亡时间算——这也是必须坚持的，否则会导致整个中古史的混乱。所以，五代十国的开始，那就是唐朝灭亡、后梁建立的时间，即公元907年。其灭亡时间，就是后周被北宋所取代的公元960年。至于某些跨越这个时间断限的割据政权，则采取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书中将其具体时间一一写清楚。如前蜀、吴国、楚国、吴越、闽国、秦岐、定难军、归义军等八个政权的建立时间都在唐朝灭亡之前，这是唐末军阀混战的历史反映，它们名义上仍然承认唐朝为中央共主，但实际上已经独立施政了。再比如，后蜀、南唐、南汉、吴越、南平、北汉、定难军、归义军、大理国等九个政权，在五代灭亡、北宋建立时仍然存在，这就存在一个扫平割据、逐渐统一的问题，也是必须说清楚的。实际上，在我国古代史中不少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但并没有统一全国，也存在一个统一的过程。比如东汉、西晋、唐朝、明朝、清朝等，均是如此。

一般读者对于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历史的印象就是“乱”——“礼崩乐坏、干戈不息”，对此，您也提到一些现代学者的说法“表面上乱，实质是变”，指出这一时期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趋势，而非唐末军阀混战的继续。只是，最终这个任务落到了北宋。相较于赵匡胤，我看到您对周世宗柴荣、南唐烈祖李昪的评价更高，特别是这二人先北后南的统一方略。那么，赵匡胤为什么会做出不同于这二人的战略选择？

杜文玉：首先，我之所以说五代十国时期不是唐末军阀混战的继续，是因为当时存在着一个局部统一的问题。唐末军阀混战时，大大小小的军阀很多，彼此之间反复争战。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之后，实际上国家已经开始走向统一了，也就是说，已经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趋势。比如说后梁的建立，它初步把中原地区统一起来了。相对于唐末军阀混战来说，这本身是一种进步。除了中原地区的五个王朝以外，南方割据的一些小政权也是如此。这些政权建立以后，在各自控制的局部地区之内实现了统一。就是说，这一时期存在一个由小范围统一逐步走向更大范围统一的趋势。

接下来说柴荣与李昪的统一战略。他们二人考虑统一全国的战略时，都是选择先北后南，只不过前者是巩固了后周在南方的形势后，再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后者则是置南方各割据国于不顾，等待时机成熟，先一举统一北方,然后再逐步统一南方各国。

具体讲来，柴荣当皇帝以后，三次出兵攻打淮南，占领南唐的十四州，饮马长江，然后收手。包括他攻打后蜀也是，收复了秦、凤、成、阶四个州，稳固自己在西南方向的形势之后就不再继续攻打，转而很快组织北伐，想先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时期辽国是辽穆宗主政，此人荒淫无度，嗜酒如命，《辽史》说他“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致使政治混乱，国力虚弱，正是中原王朝北伐的好时机。很可惜的是，柴荣在北伐的过程中生病了，很快就病逝了。

再说南唐。在南方各国中，南唐是最强大的，疆域广、人口多、经济实力强，具备统一全国的实力。我在书里也讲了，南唐和吴越国有世仇，钱镠统治时期杭州发生过一次大火，府库都烧了，吴越国王也被吓病了。当时南唐的很多人都主张出兵吴越，先灭吴越再说。但是先主李昪并没有这么做，他不但不灭吴越，反而还派人前去慰问，赠送了一些物资。原因就在于，他不愿意在对付南方这些政权的过程中耗费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他选择等待时机，先统一北方，再转过头来势如破竹地统一南方。但李昪死后，其子李璟即位，这个战略没有坚持下去。李璟在一些文臣怂恿下，先伐闽再攻楚，结果打了败仗，损兵折将，国力消耗。等到契丹入主中原，遭到中原人士的不断反抗，淮北地区许多原后晋地方官和将领纷纷上书南唐，希望南唐出兵，驱逐契丹。这本是南唐北伐的好时机，但此时的南唐已经不具备组织北伐的国力了，眼睁睁地失去了这样一个好机会。

至于赵匡胤为什么会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根本原因就是他对北伐的信心不足，胆略不足。他不是不想收复燕云地区，只不过他想采取赎买的方式，因此积存金帛数百万缗。他不想碰“硬钉子”，就是他政治权谋和胆略不足的体现。

宋太祖像

您在《五代十国史》中特别谈到了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影响，主要从军事、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来讲，对于其中涉及的民族问题主张历史问题历史地看，是否可以谈谈当时人对民族的认识？所谓“沙陀三朝”，他们在处理对契丹关系时有民族的意识吗？

杜文玉：当时人肯定是存在民族意识的，不仅五代十国时期，更早的历史时期中原人也都存在这种意识，即所谓“华夷之别”。契丹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在当时人看来肯定属于异族，其占据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而言，肯定具有很大的政治与军事威胁。所谓“沙陀三朝”是指这三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为沙陀人，并不是指这三个王朝的人民都是沙陀人，这是要区分清楚的。此外，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沙陀人已经是汉化了的族群，因为其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已经汉化了。因此这三个王朝的统治阶层同样视契丹为异族，契丹统治者同样也视这三朝的统治者为中国人——契丹入主中原后，中原人士奋起反抗，没办法契丹只能撤出，契丹主当时就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

南唐的三位君主中，先主李昪最具战略家眼光，而中主李璟在夺嫡中获得大位，这并非李昪的初心，是其不得已的选择——但夺嫡似乎是李璟的主动选择。即使他无识人用人之明，而到了李璟择储之时，他自己选择了李煜——即使李煜是一位政治庸人且本人也无意于政治。于是，原本有希望实现统一大业的一个政权就转而衰弱下去，且是在这么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您是否有兴趣谈谈乱世中如何选接班人的问题？

杜文玉：首先，我要回答的是，历代皇帝选择继承者的首要条件就是血缘关系亲密与否，最好是嫡长子，其次是嫡子，再次是亲子，最后才是养子。至于政治与军事才干，是要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才加以考虑的。

中主李璟是先主的嫡长子，按照封建继承法，他本来就应该继位的，只是由于宫廷斗争，加之朝廷重要大臣宋齐丘对其弟李景迁的支持，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李景迁早死，宋齐丘又支持其三弟李景遂，先主李昪也有意于景遂，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加上大臣徐玠与周宗的全力支持，才使其得以即位。为了安抚反对派，他即位后，遂册李景遂为皇太弟。这个当然是作不得数的。至于李煜的即位，也有不得已的因素。李璟共有十子，李煜为老五。其长兄李弘冀为太子，但不久却暴病身亡了。李煜在嫡子中年纪最长，但是一些大臣却支持第七子李从善，然李璟在自己身上已经看到了兄弟相争的恶果，岂能允许自己的儿子重蹈兄弟争夺皇位的覆辙，最终立了李煜为太子。因此，南唐中主与后主的最终即位，都是符合古代宗法制的。

自古以来，皇帝的继承问题都有着复杂政治与家族关系，不是哪一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至于中原五个政权继承人的选择基本也是按照宗法制来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后唐的皇位继承，李克用去世以后继位的是李存勖，江山也是李存勖打下来的。李存勖死了以后，继位的是唐明宗李嗣源。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死后，又先后出现了两个皇帝，其中一个也是养子。后梁的情况呢，朱温是被他儿子朱友珪杀掉的，因为朱友珪的母亲营妓出身，地位低下，他要成为继承人几乎没有希望，他又疑心父亲会对自己下手，于是发动兵变，弑父即位，但很快自己也被推翻了。实际上，大家都想当皇帝，谁有实力谁就上；实在不行，就出兵争夺。要说特例，后晋的石敬瑭死了以后，不是他的儿子当皇帝，而是他的侄子石重贵。因为大臣们认为，石敬瑭的亲子年龄太小了，国家要稳定，必须国有长君。再加上石敬瑭是沙陀人，思想观念不像汉人那么根深蒂固吧。

总体上来说，五代的继承人还是按照宗法制来，养子得位是少数，真正凭军事实力当皇帝的，也是极少数。

您在谈及五代十国的士人心态时分别讨论了韩熙载和冯道，此二人前者私德有亏，后者大节有失，但都有为人称道之处。除此二人之外，您也在书中关注了当时诸多士人的不同选择，您怎么看后世史书对他们的评价？

杜文玉：这两个人在五代十国士人中很有代表性，也正好一南一北。关于韩熙载学界的评价都比较正面，所谓“私德”，指的是其生活作风，但这一点对于古代士大夫而言，算不上有亏，更何况他选择这么做，有其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愿拜相。韩熙载的才干表现在文章与书法方面，在当时就影响很大，而且其为人正直，奖掖后辈，这些都得到了时人的正面评价。但在学界对韩熙载研究的不多，普通读者对他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韩熙载夜宴图》。

至于冯道这一历史人物，学术界研究得很多，大大超过了韩熙载。对他的评价，无非是两个方面，有人肯定他在当时政治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有人批评其大节有亏。批评主要来自欧阳修，针对的还是冯道事四朝十君，还抓住他写的《长乐老自叙》大做文章，又是讽刺又是挖苦，其实大可不必。所谓“长乐老叟”，长乐是冯道的故乡，欧阳修将其理解为“常乐”，我觉得多少有些刻意。事实上，在这一历史时期真正能做到事一朝一君者是极少的，因为当时改朝换代频繁，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年就改朝了，如何能始终事一朝呢？除非你不做官。按欧阳修的标准，《新五代史·死节传》仅有三人，即王彦章、刘仁赡、裴约，都是武将，无一文臣，裴约仅仅是泽州的一位偏将，地位很低。他还写了《一行传》，共写了四人，或隐居山林，或辞官不仕，或数世同居，都是小人物，社会影响非常小。也就是说，欧阳修写了一部断代史，符合其标准要求的人也是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下，你这么要求冯道，也是强人所难。

《武夫当国：五代十国的君王与士人心态》，杜文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464页，98.00元。本书为《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的全新再版。

您在《五代十国史》里指出五代时期枢密使之权日渐加重，皇权日渐削弱，而且皇权在许多重要方面受到了枢密使的制约。五代的枢密院制度承自唐，唐设枢密院是为了限制相权加强皇权。这么讲来，似乎制度设计的初衷和结果是相悖的。如何理解这个权力的变化过程？

杜文玉：枢密使是五代十国时期最重要的官职，甚至宰相的权力都要受到他的制约，这样的官职不能不引起重视。其次，枢密使一职从唐至五代再到宋代，职能变化颇多，搞清楚其变化情况，有助于探索从唐至宋数百年间的职官制度的变化。所以，我初涉五代史研究时就选择了研究枢密使问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枢密使的权力在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

后梁建立后，鉴于唐代枢密使专权之弊，遂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士人为使，掌典机密文书，史载：“故事，直学士职虽清，而承领文书，参掌庶务，与判官无异。”马端临也认为，后梁之崇政使“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外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枢密使的权力还不是很大，主要活动范围在宫中，承担的是参谋、顾问这一类职能。后唐建立以后，枢密院、枢密使的权力进入了一个明显强化的时期。后唐自称是唐朝皇帝的后裔，所以恢复了“枢密院”这一机构名称，同时开始扩大机构规模，并进一步加强其权力，发展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宋人沈括也说：“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胡三省也认为：“然自后唐同光以来，枢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甚至连皇宫中的用度也受枢密院的制约。具体而言，枢密使掌握了人事权、军权、财权、司法权，以及对台谏的控制。因此《资治通鉴》卷二八二载：“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五代时期甚至出现枢密使推翻皇帝，自己当了皇帝，如郭威。直到北宋建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唐朝的枢密院是内廷机构，枢密使是内官，它是皇权与相权博弈的结果，当时的枢密使也就是干预相权，还没有凌驾于相权之上，但是到了五代，枢密使就直接凌驾于相权之上了，这也是这一时期制度不完善的表现之一。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所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时期所应该出现的现象。

电视剧《太平年》中的郭威形象

五代的统治者是否有意对此进行约束呢？

杜文玉：从唐朝的制度设计来说，三省制、枢密院、翰林院互相是有制衡的。三省制制约皇权，枢密院、翰林院制约相权。五代有中书省有翰林院，皇帝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五代短短五十三年时间不断处在动荡之中，没有精力去改变这种情况，再加上五代的皇帝大多数是武将出身，考虑问题不可能那么周全，他们更多的是沿袭唐制。到了宋代，一个相对稳定的大一统王朝才有时间有条件去完善制度。但是宋代的改制，都是围绕着加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来展开的，而不是为了如何更好、更公平、更高效率地施政。所以宋朝的官制是非常紊乱的。

您曾撰文《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专门讨论五代典章制度对宋的影响。那么，以枢密院和枢密使之权来讲，请您谈谈宋在这一制度上的承袭和变化。

杜文玉：枢密使与枢密院，前者是官职名，后者是机构名称，在唐代其属于内廷机构和职官，并不是国家机构和职官。到了五代时期，枢密院发展成为外朝机构，即成为国家正式机构，而这被宋朝继承下来了。至于宋代的变化情况，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剥除了枢密使在五代时期的大部分职权，如决策、经济、人事、司法、对台谏的干涉等。二是宋代枢密使掌管军队的调发之权，直接统率军队是“三帅”，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三帅有握兵之要，却没有调兵之权；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没有握兵之要，二者相互分离。这样一来，皇权就更加安全了。三是宋代枢密使通常由文官担任，而五代时期的枢密使多由武将担任。宋代担任过枢密使的武将不多。北宋比较著名的只有狄青，他平定南方叛乱战功卓著，所以任枢密院使，任期也不长。南宋时期，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也曾担任过枢密使、副使。但都是皇帝收回兵权，将其召回朝廷担任相关职务，而后又很快被排挤下去，最终权力还是给了文官。总之一句话，宋代的枢密使与枢密院的性质与五代时期已经大大不同了，不再会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了。

近期随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有学者撰文谈及五代的文治，认为五代不是“重武轻文”，而是“重武而不轻文”。您在《五代十国史》中对这一时期的科举发展、殿阁制度、文化成就等内容都有论及。可否请您谈谈武人专政之下的五代在文武之间的“轻”与“重”？

杜文玉：五代确实是重武轻文，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在五代诸朝中武人当权，文人受到轻视，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如后晋张彦泽残杀张式，后汉时甚至拿不堪军用的朽烂之物给文臣发俸禄，等等。文人只是依附于武人，才能苟延残喘。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并非我一个人的观点。其二，这一时期的制度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更多的是对唐制的沿袭，要看到这一时期的制度并不健全，权力不平衡，比如枢密使权过重。其三，这一时期的制度内涵与唐代相比，变化颇大，比如科举制，进士科考试人员减少，明经科报考人员大大增多。唐朝科举有句话，说“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意即一个人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是少年得志，而三十岁考中明经，也已经算老了。就是说，进士难考，明经容易。五代时期考明经的人多，就是士人文化素质下降的表现。再比如，后周世宗即位之后，有几次对进士考中者进行了复试。结果复试的情况是：虽然有人最终被录取，但淘汰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录取人数。最后“谁主考谁倒霉”，因为皇帝肯定要追究责任。有的人被皇帝任命为主考官，结果他自己不会出题，让僚属代为出题。这都反映出当时士人文化素质整体下降的现实。至于其创建的殿阁制度，也恰恰是因为皇帝是武人，看不懂文书，所以多设学士以解决这一困难。当然，值得肯定的是，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能每年举行科举考试，相关制度能够坚持下来，确实不易。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南方各国中不存在重武轻文的现象，有些甚至发展到重文轻武的程度，如南唐、前蜀、后蜀、闽国等。就说福建这个地方，在唐代要出一个进士是很难的，但经过闽国的发展，到了宋代，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和政治基地了，很多宰相是福建人。我在书里提到了一个命题——中国古代文化重心的南移，我认为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到了南唐和前后蜀统治的区域。

所以，文武的轻与重，要分时间分地区地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讲。

《五代十国史》花了不少篇幅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阶层、宗教信仰。后世史学界对于宋代商业的评价整体上是肯定和赞誉的。那么，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读者一方面可以看到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看到的是繁重的徭役和赋税，那么，您怎么评述这一时期百姓的经济生活水平？

杜文玉：首先，这一历史时期经济的总体状况，从全国范围来看，北方的经济已经有所恢复，有些地区还有所发展，当然，因为战乱过程有些反复；南方的经济则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其发展水平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北方，从而为宋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这个命题，学界对于其开始和完成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这里说的是我的观点。我在前几年出版的《五代十国经济史》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证，用数据表明了为什么我认为在五代十国时期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

《五代十国经济史》，杜文玉著，学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329页，46.00元

其次，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与唐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农业中的商品经济成分大大地增加了，甚至有一些地区专门从事商品生产，比如较大规模地种花、种药、种茶、种水果等。二是手工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一些传统手工业部门有所发展，还出现一些新的手工业行业，比如印刷业、造纸业、文具业（毛笔、砚台）等。三是对外贸易从陆上转为海上丝绸（瓷器）之路，这一时期中国沿海与日本、朝鲜半岛的往来还是比较多的，对东南亚、南亚、地中海一带都有贸易往来。四是对外贸易规模超过了唐代，唐代仅有广州一处口岸，这一时期沿海一带涌现了一系列口岸，从南到北皆有分布，如莱州、登州、杭州、明州、金陵、扬州、泉州、福州、广州等。五是货币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白银进入流通领域。

唐代实行的是“钱帛兼用”，也就是说，除了铜钱（如开元通宝）之外，布匹、丝织品也作为货币或交换媒介。《唐律》中在表示物价时，常常用布或绢来计算，因为唐代铸造的铜币不足，可是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在金属货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况下，就不得已使用实物进行交换。到了五代时期，由于铜材不足，开始出现铁钱，来满足社会流通的需要。而作为贵金属的白银进入流通领域，则大大缓解了货币流通量不足的问题。五代时期白银进入流通领域，这也是我的观点。白银什么时候进入流通领域，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宋，有人认为是元，甚至更晚，这可以进一步讨论。

至于说百姓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观，具体表现为农民身份更加自由；随着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市民阶层；南方社会稳定，使农民有了一个安静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对发展生产有利；北方农民也有稳定的时期——一个是后梁时期实行轻徭薄赋，另一个是后唐明宗统治时期，为五代的小康时期，再一个就是后周统治时期。总的来看，历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改变不是很大，能有淡饭粗茶和相对稳定的环境就不错了。所谓“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可见社会环境的稳定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