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8日上午，徐国琦教授发来微信，告知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已于当日凌晨在美国费城去世。虽然早就知道入江教授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但噩耗传来，仍令我震惊不已。我独坐书桌前，久久不能平静，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一浮现。

入江昭教授

初识入江昭的名字，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读到由上海社科院王建华等人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该书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入江昭教授在1988年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他还特意为中译本撰写了序言，期待此书能帮助中国读者“洞悉美国史学的发展”，并“促进中美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从而“为建设更友好、更和睦的世界尽一份力量”。后来因研究所需，我陆续阅读了他的多部著作。而与入江昭教授的直接交往，则始于2004年——当时我受托为其《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译本撰写序言。我通过电子邮件向他索要生平资料，他很快便发来了简历与著作目录。自那以后，我们便一直保持着邮件往来。

2006年10月，北京大学举办第三届北京论坛，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对人类文明方式的思考”，我向论坛组委会建议邀请入江昭教授与会。论坛于10月27日至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入江昭教授在历史学分论坛做了题为“走向多文明的跨国交汇”的主旨报告。他指出，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融合已成为当代世界日益紧迫的议题，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碰撞，对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论坛结束后，应我之邀，入江昭教授于29日在北大二院为历史学系师生做了一场讲座，题为“从民族国家历史到跨国史：历史研究的新取向”，由李剑鸣教授主持。他强调，仅靠国际史视角不足以打破民族国家史的局限，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流动。那时，跨国史研究在欧美刚刚兴起，这场讲座可谓中国学术界首次系统接触这一前沿方向（讲座稿的中译文刊发在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4辑，是知网目前收录的首篇题目包含“跨国史”的文章）。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我在耶鲁大学担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合作教授是冷战史名家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借此机会，我于12月14日前往波士顿拜访入江昭教授。那天上午，我从纽黑文乘火车抵达波士顿，波士顿刚下完大雪，整个哈佛校园被皑皑白雪覆盖，我穿过哈佛校园，来到哈佛教师俱乐部（Faculty Club）。入江昭教授早已等在那里。

用餐时，他问起我在耶鲁的情况。我提到耶鲁学术氛围浓厚，但纽黑文治安不尽如人意；历史系虽然拥有约翰·加迪斯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等知名教授，但他们都关注权力政治与大战略，与我的学术兴趣不尽相同。入江昭教授问我，为什么当初不选择哈佛，并两次说“你应该到哈佛来”。我解释说：“您要是不退休，我肯定选择哈佛了。”这是实情——当初申请富布赖特项目时，我曾考虑哈佛，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者。

我们还聊到加约翰·加迪斯教授在耶鲁开设的“大战略研究”讨论班，这是加迪斯最得意也是耶鲁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由约翰·加迪斯和保罗·肯尼迪以及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当时在耶鲁担任研究员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三人共同主持。我提到，三位教授都太民族主义了（nationalistic），很少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甚至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入江昭教授很委婉地说，学者不应该“太民族主义”，要有世界主义情怀。

话题很快转到他大力倡导的跨国史。我问他，国际史与跨国史是否已成为美国史学的主流分支。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提到哈佛、耶鲁、哥大、伯克利等校正在设立“美国与全球史”教职，招聘兼具美国史与全球视野的学者。他还透露自己正在编纂《跨国史词典》(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关注如食物、技术、体育、疾病、移民、环境变迁等跨国现象，这些现象与其说是“国际的”，不如说是“跨国的”。

午饭后，他带我去见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教授。晚上，我们又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布鲁斯·马兹利什教授（Bruce Mazlish）一起吃饭。马兹利什教授是全球史研究的先驱，曾获“汤因比奖”。席间还有入江昭教授的夫人、他的博士生Ken、《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译者李静阁，以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吕迅。我们谈及全球史、国际史与世界史的概念异同。马兹利什和入江昭都认为，三者之间的区别其实并不大，都关注历史上跨越国家界限的流动和世界各个地区相互交往和依赖的历史进程。我提到，在中国，“世界史”指的是“中国以外的历史”。马兹利什教授很是不解地问道：“世界史难道不包括中国史？中国不属于世界吗？”我解释说，中国学界常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开，仿佛中国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入江昭的博士生补充说，美国也有类似观念，不少学校开设“美国与世界”课程。入江昭夫人则表示日本亦然。我开玩笑说，或许这门课该叫“美国、中国、日本与世界”。入江昭教授立即笑道：“日本不行，日本太小，不足以与世界并列。”

谈到中国学者对全球史和国际史的接受问题，马兹利什教授问我中国学者怎么看到这些新的史学领域和方法。我说，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接受了国际史和全球史的方法。马兹利什教授表示他其实对中国并不担心，倒是很多美国人视野狭隘，过于民族主义，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告别时，入江昭教授对马兹利什教授说：“立新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国际史研究，希望你多支持他。”马兹利什教授欣然应允，不久后便发来两篇相关论文。

2008年10月，我致信入江昭教授，告知正在为其《全球共同体》中译本撰写序言。他回信致谢，并透露身体有些问题（后来才知是得了肿瘤），医生建议减少长途旅行，但他仍盼望能有机会再访中国。

2009年初，《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在“译序”中称赞该书开创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新领域，为理解二十世纪国际史提供了崭新视角。

2009年5月6日，他来信说：

这几个月我一直想给你写信，却一直拖到现在，对此深表歉意。你可能已经听说，我在二月份做了手术，现在正在接受化疗，以确保癌细胞不会扩散。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恢复得很好，体力和工作状态都已如从前。我自知年事已高，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唯愿趁尚有心力之时尽力工作。最近我与一位年轻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伊夫·索尼耶）合编的《跨国史大辞典》已出版，望能引起你与同行的兴趣，你在这一领域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更要真诚地感谢你对拙著中文译本的慷慨推介。你撰写的序言非常精彩，不仅阐释了这部作品的背景，还将其置于当前的史学脉络之中，只有你才能写出如此详尽和深刻的内容。你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撰写的序言同样亲切友好，你已经多次襄助，若有我可回报之处，请务必告知。因手术之故，不确定何时能再访中国，但衷心希望不久能有机会。

不久，我收到入江昭教授寄来的一千多页的《跨国史大辞典》。几年后，入江昭重访中国的机会也终于来临。2014年是入江昭教授八十华诞，在其弟子的张罗下，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决定在10月底召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亚太国际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以此为入江昭教授贺寿。我提前联系他，请他再来北大讲座。

10月19日上午，讲座在北大外语学院新楼举行，题为“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当代世界”。能容纳一百二十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连门口与过道都站满了人。入江昭教授提出，“当代史”的起点应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进程加速、跨国行为体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越来越深的时代，也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始于1970年代的美苏缓和，而不是1989年冷战结束，更不是1945年二战结束。他鼓励年轻一代的历史研究者采用跨国和全球视角来研究人类过往，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入江昭还指出，跨国和全球视角不仅有助于更好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还能通过历史书写和教学培养世界公民意识，缓解东亚乃至世界的紧张关系。

讲座后，入江昭先生的高足、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进行评论。徐国琦教授提及上半年与入江昭诸弟子在东京为入江昭举行生日庆祝，入江昭谢绝了日本皇后生日庆典（他与皇后同月同日生）的邀请，而选择与学生在一起，体现了其一贯的对权力毫无兴趣的品格。国琦教授称入江昭为“国际的孔子”，就像当年胡适称杜威为“美国的孔子”一样。在听众提问环节，北大历史系的潘华琼老师问及二战后美国对日占领问题。入江昭对美国的占领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称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重建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制度和价值上的，为日本带去了宪法和民主。讲座结束后，听众纷纷上前请他签名。

美国史众学者与入江昭教授合影

19号下午四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亚太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在香山饭店开幕。简短的开幕式后是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就入江昭的学术思想与贡献发表五分钟的评论，接着是入江昭教授做主旨报告。入江昭说：“刚才大家称从我的著作中受益，其实大家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感谢你们。我从你们、从我的学生和前辈学者以及从每天与人们的交往中学到很多。”他表示特别感谢费正清和厄内斯特·梅教授（Ernest May）对他的教导，并强调历史研究的国家（national）、国际（international）和跨国（transnational）视角都非常重要，但在当下，跨国视角最重要。他指出，历史学过去一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等同于“国家学”，后来发展出国际史，而跨国史则关注那些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如性别、种族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跨境联系。“若只重国家间关系，忽视跨国人际交往，将是危险的。”他提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训，当跨国交流被阻断，民族主义便滋生冲突，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必须推动跨国联系，促进国际理解与和平。

入江昭在报告中还指出，学术界现在流行三个关键词：互动（interaction） 、混合（admixture）和流动（fluidity），反映的是当代世界的变化。他幽默地说，“我已经80岁了，流动不大容易。当然，有些是不能流动的，比如说我和我妻子的关系、我的家庭生活（笑）。但我渴望与人交流，制造互动的关系，与年轻人交流获得新知是最高兴的事。”

20日上午和下午是学术讨论会，入江昭教授全程参会。上午讨论会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请入江昭教授发言。入江昭教授讲的时间有点长，他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一打开话匣子就说起来没完，很是自我陶醉，这是多年的毛病。他对此表示歉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亚太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

晚上六点半，庆祝入江昭先生八十诞辰寿宴开始。寿宴上摆放了八个硕大的寿桃，象征八十高寿。入江昭教授感动地说，今天的会议是给他的最好生日礼物，他过得非常愉快，希望每天都像今天一样快乐。来自立命馆大学的中逵启示教授代表弟子致辞，表达对入江昭教授的感谢和敬意，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来宾们都为之感动。致辞环节结束后，服务员推来插有八支蜡烛的生日蛋糕，入江昭夫妇一起吹灭了蜡烛，大家唱起生日快乐歌，一起举杯为入江昭教授祝寿。

寿宴前，来宾们在入江昭弟子们敬献的寿联上签名，寿联上写着“南山有约寿百岁，小草无言报春晖”。

次日上午，入江昭教授前往南开大学演讲，我与他话别，那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得知他住进费城养老院，不再远行。我在心里遥祝他一切顺遂，健康长寿。

入江昭教授在世界最顶尖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在四十四岁时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四十八岁时成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五十四岁时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学术影响广及中美日乃至整个国际史学界，达到了一位人文学者所能企及的最高峰。其贡献不仅在于对二十世纪国际史的精深研究，更体现在他对史学方法革新的推动。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国际关系也是跨文化关系，倡导超越权力政治，以文化视角审视历史。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外交史研究在八十年代迎来“文化转向”，文化视角如今已成为该领域的主导范式之一。他也是最早倡导淡化民族国家分析单位、推动跨国史与全球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文化转向和去国家化的历史书写堪称一场史学革命，而入江昭教授正是这场革命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他的著作深刻重塑了我们对人类过往的理解。

而他的人生经历——出生于战时的日本，求学于战后的美国，在曾经的“敌国”任教，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大洋两岸从事学术交流——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跨国史。他不仅在学术上主张超越民族国家书写历史，倡导国际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理解，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地扮演着东西方文明沟通者的角色，是一位知行合一的文化国际主义者和世界公民。他对权力和民族主义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相信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权力的记录，更是人与思想如何跨越山海进行交流的故事，这些故事与国家的兴衰、大人物的权谋、国际冲突与战争具有同样的价值，并蕴含着通向和平的力量。

入江昭没有提出精深的理论，其思想也并不艰深难解。他之所以在学术界备受尊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温润如玉的学术人格。他是一位谦逊的智者和慈祥的导师，是无数年轻历史学家的领路人；他毫无学术权威的架子，从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他说话轻声细语，待人和蔼可亲，总是令人如沐春风。他将东方的儒雅气质与西方的理性精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入江昭不是那种通过制造轰动性概念和提出宏大理论震动学术界的“学术明星”，而是以气度、耐心、品格和道德声望塑造学术共同体的“温厚长者”，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影响着史学发展的流向。在学者越来越浮躁、学术研究越来越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当下，这是一种高度稀缺的学术人格。

1967年，费正清在为入江昭教授的著作《跨越太平洋：美国与东亚关系内在的历史》撰写的导言中写道：

作者无疑是新一代国际学术界的成员，这一代学人由不受文化束缚的年轻研究者组成，他们拥有能够包容各种文化的全球视野并善于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且在审视历史记录时，敢于将人类的利益置于任何特定国家的利益之上。秉持这种精神研究跨太平洋关系，入江昭先生能够超越主导以往历史写作的民族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关切。（John King Fairbank, “ introduction”,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7, p.x.）

在大国竞争再起、全球化逆流涌动、民粹喧嚣的今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历史学家能像入江昭教授那样，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关切，以温厚之心书写跨越边界的相遇。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