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最让人意难平的就是水丘昭券的结局。他是吴越实打实的忠臣君子，一生忠义，连对手胡进思都对他赞不绝口，最后却落得满门被灭的下场，亲眼看着女儿惨死，拼尽最后一滴血报仇未果，死不瞑目。很多人说他死于小人何承训的刀下，死于胡进思的兵变，可扒透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才发现，真正把他推向绝路的，是他拼死效忠的君主——钱弘倧。 这场兵变，从一开始就本可避免。钱弘佐临终前早就做好了万全安排，只要收回胡进思的内牙兵权交给钱弘俊，再用水丘昭券从中制衡，就能稳稳把控朝局。而且不止钱弘佐，水丘昭券、元德昭这些托孤大臣也再三劝谏钱弘倧，胡进思虽然性格跋扈，却从来没有谋逆的心思，只要给足他身为老臣的体面，根本不会有后续的矛盾升级。 可钱弘倧偏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明知何承训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前有背叛恩人戴恽、反咬提拔者程昭悦的劣迹，却偏偏对他的话言听计从，放着托孤大臣的忠言不听，执意要按何承训的馊主意来——在中秋宴设伏杀掉胡进思。更愚蠢的是，他居然让何承训去当面试探胡进思，直言“我对你已有杀心，你想如何”，这不是明着逼反是什么？要杀人还提前报信，传话的还是个只懂保命的小人，简直是自掘坟墓。 兵变爆发后，钱弘倧的操作更是让人窒息。他想要求救，让黄巍出宫给水丘昭券送信，却偏偏在胡璟和众军士的眼皮子底下行事，直接把水丘昭券暴露在人前。黄巍哪怕受刑，都不曾出卖水丘昭券分毫，可钱弘倧却怕了手无寸铁的胡璟，轻易就把水丘昭券这个后手供了出来，让他成了胡进思眼中“不杀不可”的眼中钉。 说到底，钱弘倧就是典型的有脾气没胆子，有想法没能力。他敢设计谋害胡进思，却在重兵压境、宫门被破时，第一时间把所有罪责推给水丘昭券；他想效仿他人在殿上立威，却根本看不清吴越的局势，更不懂权衡利弊、收拢人心。水丘昭券的死，是这场皇室闹剧里最无辜的牺牲，他忠君爱国，最后却死在自己君主的愚蠢和懦弱之下，死在一场毫无意义的内斗里，这对一个心怀家国的忠臣来说，是最沉重的侮辱。 同样是在大殿之上杀人，钱弘倧想杀胡进思落得众叛亲离，钱弘俶杀何承训却杀得人心所向，这也是为什么钱弘俶能坐稳吴越的王位，而钱弘倧只能黯然退场。很多人疑惑，两人做的都是殿上杀人的事，为何结局天差地别？核心就在于，钱弘俶杀的是该杀之人，占理、占心、占势；而钱弘倧想杀的是开国功臣，不占理、不占心，更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 先说说钱弘倧想杀的胡进思，他是吴越的三朝元老，为吴越打下一十三州立下过汗马功劳，即便性格跋扈，也是朝中公认的“胡令公”，在军中、朝里都有深厚的根基。而且吴越和礼崩乐坏的中原不同，这里重君臣之义、讲礼法，钱弘倧不仅当众嘲讽胡进思曾是屠户，否定他的所有功劳，还因一句反讽就气急败坏要取他性命，本身就失了礼法、寒了人心。就算他的中秋伏兵计成功了，也只会让朝中功臣人人自危，毕竟君王能明目张胆杀功臣，功臣为何不能明目张胆改朝换代？ 而钱弘俶要杀的何承训，是人人喊打的小人。他一生反复无常，背信弃义，亲手灭了水丘昭券满门后，还提着忠臣的头颅进殿邀功，甚至谎称水丘昭券是政变的幕后主使，妄想靠着手上的鲜血做开国功臣。这样一个手上沾着忠臣血、毫无道义的小人，早已成了众矢之的，杀他，就是替天行道，慰告忠臣。 更重要的是，钱弘俶的“敢杀”，从来都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恩威并施。他刚被胡进思推上留后之位，对方还手握兵权，可他却敢当殿下令胡进思压制何承训，敢让胡璟拿着水丘昭券的头颅，因为他算准了所有局势：其一，水丘昭券的忠义之名深入人心，说他谋逆就是滑天下之大稽，朝中大多是感念他的忠义之士，杀何承训就是顺了人心；其二，胡进思刚把他推上王位，第一天就抗命换人，只会落得谋逆的口实，他根本不敢；其三，钱弘俶给足了胡进思体面，他要相位给相位，要面子给面子，对方没有理由也没有勇气拒绝。 钱弘俶的这一刀，杀的是背信弃义的小人，慰的是含冤而死的忠臣，立的是新君的君威，收的是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心。他让所有人都看到，新君护忠臣、诛奸佞，跟着这样的君王，有盼头、有奔头，而这，正是钱弘倧永远不懂的道理。 同样是钱家人，同样想在殿上立威，两人的结局天差地别，究其根本，还是格局和能力的差距。钱弘倧眼盲，认不清小人与忠臣；耳背，听不进忠言与劝谏；胆小，遇事后只会推卸责任；无脑，看不清局势还一意孤行。而钱弘俶不一样，他有慧眼，能明辨忠奸；有虚心，能知进退、懂权衡；有胆色，能当机立断；有格局，能放下私怨、着眼家国大义。

他始终明白，君王的威严，从来不是靠杀功臣立起来的，而是靠护忠臣、诛奸佞、明事理、掌大局一点点攒起来的。权臣从不怕暴躁易怒的君主，怕的是有勇有谋、恩威并施的君主；大臣也从来不是只看权势高低，更看君王值不值得自己拼死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