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中详细描述了秦国的地势优势,凭借崤函之固与雍州的地理位置,秦孝公在当时的局势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国力不断壮大,引起了六国的多次联合进攻,但这些进攻都被秦国稳稳挡在了函谷关外。正是在这个特殊时期,涌现了两位极具战略眼光的年轻人物——商鞅和赵武灵王,他们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灭秦计策,尽管这些计策最终未能实施,但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却深远。
商鞅提出了两个针对秦国的计策,第一个计策便是春战秋守。在魏惠王统治时期,商鞅通过分析河西之战发现,秦国的粮食供应存在不足。因此,他提出在春季发动战争,通过扰乱秦国的农耕和农业生产,限制其粮食产量。而等到秋收季节再停止战争,让秦国陷入严重的粮食短缺,从而削弱其作战能力。这一计策的目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削弱秦国的持续作战能力。然而,魏惠王未能深刻理解商鞅计策的精髓,错失了这一灭秦的良机。商鞅的第二个计策是拒秦于函谷关之内。他提议通过实施经济封锁,切断六国与秦国的贸易往来,从而让秦国的经济陷入崩溃。然而,这一计策同样未能得到采纳。 商鞅在实施变法之后,彻底改革了秦国的土地制度,并大力奖励农耕,解决了长期困扰秦国的粮食不足问题。此外,他还在咸阳建立了国际贸易市场,推动了秦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商鞅提出的那些计策并未得到充分实施,未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战略效力。 与此同时,赵武灵王则从军事角度提出了击败秦国的计策。他实施了胡服骑射改革,使得赵国的军事实力迅速得到提升。赵武灵王试图从北方直指秦国的都城咸阳,利用北方开阔的地形,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计划进行一次长途奔袭,给秦国造成巨大的战略威胁。然而,赵武灵王的政治眼光过于短浅,在他尚未实施灭秦之计时便提前退位,导致了政权的动荡和政变,最终未能完成这一战略目标,且英年早逝。这三条计策各有其独到之处,商鞅的战略思维堪称高明,但因未能得到充分的执行而未能产生决定性影响;赵武灵王的军事计策则具备足够的威胁性,但由于政治上的短视与未能稳固政权,最终也未能得以实施。这些历史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制定战略时,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全面思考,充分实施战略,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避免因为忽视某一方面的因素而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