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在其治下，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并确保新兴的明朝能够稳定地维护海疆安全，决定大力建设沿海的卫所，派遣水军士兵进行海上巡逻，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私自出海。这一政策与洪武时期的海防战略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永乐年间，海防建设的重心依旧集中在沿海的防御体系上。沿海卫所承担着主要的防御职责，而洪永二帝不仅在渤海湾沿岸建立了海防营，还设置了沿海巡检司，这些设施与卫所共同构成了防御体系，共同保障了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

首先，增设沿海卫所是当时海防建设的重要一环。卫所制度自元代开始逐渐形成，并在明朝前中期达到了顶峰。卫所的设立，标志着明朝实行军事制度的一种重要方式。到明朝时，卫所的编制和名称遍布全国，从京师到郡县，几乎每个地方都设立了卫所。卫所通过五军都督府进行统一管理，其中都督府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负责调动和指挥地方的卫所及其军队。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在应天府设立了五军都督府，全面掌控京师及其周边的卫所。永乐初年，明成祖在北京设立了行在五军都督府，并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对应天都督府进行改名，将其命名为南京都督府。每个都督府下设多个卫指挥使司，负责指挥辖区内的军事防务。卫所内的兵力配置也相当庞大，每个卫所大约有五千六百人，而千户所和百户所则分别负责更细分的管理和战斗任务。 在洪武时期，卫所的职能除了防御外，还包括开垦土地、屯田等。朱元璋在这一制度上自豪地表示：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明朝的军事建设可以说是在这种制度下得到发展，尤其是在南方的江浙、闽粤等沿海地区，卫所的建设逐渐形成了初步的海防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对北方的渤海地区却重视不足。

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倭寇侵入山东宁海州，给明廷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倭寇从白沙海口登陆，劫掠村庄并残杀镇抚卢智，震惊了整个朝廷。为此，洪武帝命令在山东沿海设立七个新的卫所，包括安东、灵山、鳌山、大嵩、威海、成山、靖海等，这些卫所的设置虽然加强了渤海地区的防守，但依旧未能完全覆盖渤海的核心区域。

面对这个问题，明成祖朱棣更加忧虑，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他决定在渤海湾沿岸增设卫所，特别是在北平周边的海防建设上加强防备。明成祖的首个措施便是在宝坻县东南设立梁城守御千户所。这一卫所专门负责直沽地区的海防，其重要性在当时得到了高度评价。明末著名思想家袁黄曾指出，梁城守卫着整个渤海湾的安全，一旦海盗登岸，势必经过此地，这意味着，梁城所不仅关乎一座城池的安全，更是关乎数百里海疆的安全。 随着明成祖的迁都计划，他进一步加强了渤海湾的防务建设。为了确保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永乐皇帝继续在渤海湾沿岸增设卫所，最为关键的是设立了天津三卫。天津地处渤海湾的出海口，是连接京师和外界的重要门户。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决定在天津设立天津卫及其左右两卫，以便有效控制海上交通并保护漕运安全。天津三卫的设置，也为北京的建设和迁都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在天津三卫设立的过程中，虽然历史记载存在不同，但最终在永乐四年（1406年），天津三卫的建立完成。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分别担负着不同的防务任务，配置了大量的士兵和指挥官。根据《万历朝河间府志》记载，天津三卫的兵员数量庞大，显示了当时明朝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

除了天津三卫，永乐皇帝还在渤海湾其他地区增设了多个海防营，如在山东布政史司设立了登州、莱州和即墨海防营，在渤海湾沿岸也设立了天津海防营以及永平府的赤阳、新桥、牛头崖三个海口营。每个海防营的设置，都表明了当时对海防建设的严密考虑和战略布局。 总的来说，明朝的海防建设在永乐时期达到了高潮。为了保护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确保海上航运的顺畅，明政府在渤海湾沿岸设置了大量的卫所、海防营和海口营。这些军事设施不仅加强了对海盗的打击，也为北京的迁都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通过这些措施，明朝在海防方面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为后来的安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