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军事扩张表面上看似十分成功,但这背后却埋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隐患。712年到756年这一段时间内,一系列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发生,最终导致了唐朝的深刻变革。而这些变革的起因,或许就隐藏在中央政权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中。随着职业军队的逐渐兴起,原本由文官把持的国家权力开始逐步受到侵蚀。职业军队的出现,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军事力量,但也使得军队的利益和文官的职能渐行渐远。渐渐地,军队的自主权和指挥权得到加强,然而这种对职业军人依赖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制定出有力的攻势政策,却也逐渐削弱了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进入8世纪的上半叶,唐朝内部的政治局势逐步趋向复杂,增加军队将领权力的趋势愈加明显。特别是在李林甫担任丞相期间,为了削弱杨贵妃家族以及四川割据势力的影响,李林甫开始积极拉拢北方的军队将领,尤其是胡族血统的将领。这些胡族将领,相较于汉族的六军,显得更加容易被控制。李林甫的这种用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唐朝朝廷的焦虑和对权力的掌控欲。然而,正是这种拉拢胡族将领的做法,最终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安禄山,这位出生于粟特和突厥混血的将领,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复杂的民族背景,迅速在唐朝军队中崭露头角,最终成为三镇节度使,备受朝廷信任。 然而,这一切的平静都在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中戛然而止。安禄山趁朝廷内乱之际,率领叛军攻占了洛阳和长安,打破了唐朝的疆域,朝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唐玄宗在这一事件中急忙避难至成都,而安禄山在攻占两京之后,意外去世,继而由史思明继续指挥叛军。新皇帝肃宗在得到吐蕃和回纥的支持后,艰难地收复了失地,但这一场政权动荡,给唐朝带来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社会结构的巨变。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深远的,它成为了中国历史中的一大转折点。此次危机不仅加速了唐朝内部政治格局的变化,还让各个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倾斜。在对外关系方面,唐朝的边防体系开始出现松动,大食人自叛乱前数年起占领疏勒地区,使得唐帝国失去了对帕米尔的控制。而唐朝的重要盟友回纥人于757年进一步扩展势力,控制了甘肃、吐鲁番一带的大片地区。吐蕃人也趁机侵入西域,控制了青海、甘肃,并在763年占领了黄河上游的宁夏。他们不仅抢掠了皇家御马场的马匹,还侵入了长安,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790年起,玉门关以西的领土完全脱离了唐朝的控制,这一切都意味着唐朝的西域防线土崩瓦解。 这场动荡不仅让唐朝失去了西域的关键控制,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东北地区的新罗国自7世纪末开始逐渐独立,成为唐朝的一个重要威胁。而在四川与缅甸之间,曾经依附唐朝的小国在唐朝与吐蕃的对立中逐渐崭露头角,尤其是南诏国的崛起,给唐朝的西南边界带来了新的压力。南诏自750年开始扩张,尽管唐朝曾派遣远征军镇压,但在9世纪,它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国,占据了红河流域和河内地区。到了902年,南诏以大理国的名义继续存在,直到13世纪被蒙古人平定。 唐朝在经历了7世纪与8世纪初的大规模扩张后,进入了10世纪的全面退缩期。东北的契丹国崛起,唐朝对红河流域的控制力日渐衰弱,局势愈加严峻。越南则在939年摆脱了在广州南汉王国的控制,逐渐走向独立,标志着中国政权在海外的扩张逐渐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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