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到“恨日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中国或韩国。

但有一个国家，曾让战后的日本脊背发凉。

它是二战中唯一拒绝接受日本“体面投降”的国家，在它的战俘营里，日军死亡率高得离谱。

——《壹》——

吃人的丛林

很多人以为，二战时的澳大利亚只是跟在大英帝国屁股后面的小弟，负责出钱出粮，大错特错，对于澳洲人来说，这场战争不是远在天边的博弈。

而是家门口的保卫战，是能不能保住种族的生死劫。

1942年2月19日，当很多人还盯着欧洲战场时，242架日本战机黑压压地盖过了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上空，这天投下的炸弹数量，比偷袭珍珠港时还多。

澳洲本土第一次被亚洲军队大规模轰炸。

那种恐慌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意识到，这帮日本人是真的想登陆，是真的想把澳洲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但真正的仇恨，不是炸出来的，是“吃”出来的。

就在新几内亚的科科达小径，澳军见识到了什么是地狱。

这里没有骑士精神，只有泥泞、疟疾和非人的日军，由于补给线被切断，日军指挥官下达了骇人听闻的命令，“就地取食”。

这不是吃野果，是吃人。

当澳军反攻推进时，他们看到了令这辈子都做噩梦的场景，牺牲战友的尸体被大腿处的肉被整齐地剔除，甚至在日军的饭盒里发现了这一不可名状的“食物”。

在那一刻，澳洲士兵心理防线崩了。

紧接着，道德底线也关上了，原本也是讲究《日内瓦公约》的文明之师，那一刻起变了，在科科达的丛林里，不需要俘虏。

你把我们当食物，我们就把你们当野兽。

这不是战争，这是生物链层面的剿灭，这种来自生理本能的恶心与暴怒，奠定了澳大利亚对日态度的基调：不死不休。

如果说战场上的杀戮还带有你死我活的必然性。

那么战俘营里的虐杀，就是纯粹的恶，山打根战俘营，是所有澳洲人心中永远拔不掉的刺，1945年初，日军眼看大势已去。

为了毁灭证据，同时也为了转移劳动力。

逼迫战俘进行所谓的“行军”，2434名盟军战俘，其中绝大多数是澳大利亚人，被刺刀逼着走进了原始丛林，这就是著名的“死亡行军”。

——《贰》——

山打根的只有死人

没饭吃，没水喝，掉队就一刺刀捅死，或者直接斩首，有些战俘实在走不动了，日军就当着其他人的面，像杀鸡一样把他们虐杀取乐。

这根本不是行军，这是一场慢性的、折磨式的处决。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2434人，只有6个人活了下来，这6个人之所以能活，是因为他们拼死逃跑了，剩下的，全部死在了路上，幸存率为0.2%。

作为对比，二战期间盟军在纳粹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大约是4%。

日本人把这个数字干到了99%以上，当这6名幸存者瘦得像骷髅一样回到澳洲，哭诉着战友是如何被虐杀、被羞辱、甚至被活埋时。

整个澳大利亚社会炸了。

那时候的澳洲人口不多，几乎每个社区、每个街道都有孩子死在日本人手里，这种恨，不是报纸上的宣传，是家家户户挂黑纱的切肤之痛。

所以，当战后澳军接管拉包尔等地的日军战俘营时。

报复开始了，你要讲人权？对不起，在这里没有，澳军逼着昔日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去清理厕所、去搬运最脏的垃圾。

稍有懈怠，直接枪托伺候。

这不是简单的虐待，这是系统性的尊严摧毁，澳洲人要让这帮信奉武士道的军国主义分子明白：你们不是什么武士。

你们就是一群战败的罪犯，连做人的资格都要重新考量。

1945年，日本投降，全世界都在欢庆和平，美国人忙着在日本搞改造，想把日本变成反共的桥头堡，但澳大利亚人没打算这么算了。

1945年9月9日，荷属东印度的莫罗泰岛。

这里举行的是针对该战区日军的受降仪式，按照国际惯例，战胜国的指挥官会接受战败国指挥官呈上来的佩剑，这是一种军人之间的仪式。

象征着权力的移交，也保留了败军之将最后的颜面。

——《叁》——

那是脏东西

但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托马斯·布莱梅上将，干了一件震惊外交界的事，看着面前低头哈腰的日军第二军司令丰岛房太郎，布莱梅甚至不愿意正眼看他。

当丰岛双手奉上佩剑时，布莱梅没有伸手去接。

他冷冷地看着，眼神像在看一堆垃圾，“我不握你们的手，那是被污染的。”布莱梅随后的演说，直接撕下了所有的外交辞令。

他指着面前的日军高官，对着麦克风。

声音传遍了全场：“你们不是光荣的战败者，你们是野兽，是破坏了人类所有底线的罪犯，接受这把剑？不，这把剑上沾满了我同胞的血，它是脏的。”

这是二战受降史上最不留情面的一幕。

布莱梅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接受你们的投降，是因为我们要解除你们的武装，但这不代表我们原谅了你们，更不代表我们承认你们有资格受到战俘待遇。

与此同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

另一位澳大利亚人正在把这种愤怒转化为法律的利剑，威廉·韦伯爵士，审判长，当美国人为了政治利益，还要不要起诉裕仁天皇犹豫不决。

甚至想包庇天皇时，韦伯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拍了桌子。

“天皇必须负责！他是最高统帅，没有他的盖章，那些暴行怎么可能执行？”澳大利亚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战犯名单，天皇的名字赫然在列。

虽然最终因为美国的强力干预，天皇逃过一死。

但韦伯直到最后判决书宣读时，依然在法理上坚持“天皇有罪论”，这种“不识大体”的强硬，让当时的主盟国美国都感到头疼。

但在澳洲人眼里，死去的几万同胞看着呢。

哪有什么大局？血债必须血偿，如果说东京审判是演给全世界看的大戏，那么在澳大利亚自己主导的军事法庭上，才是真正的修罗场。

二战结束后，盟军各地都设立了针对乙级、丙级战犯的法庭。

美国人杀了一批，放了一批，中国人以德报怨，感化了一批，澳大利亚人？他们是拿着显微镜在抓人，澳军专门成立了调查团，飞赴各个岛屿。

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当年虐杀战俘的证据。

——《肆》——

杀到你胆寒

在拉包尔，在新几内亚，每一个幸存的当地土著、每一个被解救的劳工，都被找来指认凶手，抓，审，判。

澳大利亚一共审判了924名日本战犯。

这个数字看着不多？要知道澳洲当年的军队规模才多大，在这924人中，有148人被判处死刑，最终执行了137人。

这个处死比例，在所有盟国中是最高的。

而且，澳洲人杀战犯，不分官阶大小，你是司令官？杀，你是宪兵？杀，你只是个听命令砍人的小兵？照样杀。

在澳洲的法理逻辑里，“执行上级命令”不是免死金牌。

你作为一个人类，在挥刀砍向手无寸铁的战俘时，你就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其中最著名的一案，是对日军中将安达二十三的追责。

虽然安达最终在牢里自杀。

但澳洲人对他的部下进行了地毯式的清洗，那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气势，让当时的日本战犯听到“送往澳大利亚法庭”几个字，腿都要吓软。

甚至到了1950年代，当冷战大幕拉开。

美国开始大力扶持日本经济，全世界都在和日本做生意时，澳大利亚依然在说“不”，堪培拉的政府大楼里，关于限制日本商品进口的禁令迟迟不肯撤销。

墨尔本的奥运会上，不想看到日本国旗飘扬。

这种国家层面的“记仇”，持续了整整十几年，直到今天，如果你去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你会发现，那里关于对日作战的展区。

灯光总是最暗的，解说词总是最狠的。

这就是澳大利亚的答案，面对绝对的恶，没有宽恕，只有铁与血的清算，他们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了那个岛国。

你可以投降，但别指望我会笑着原谅，这笔账，我们记得很清楚，每一笔，都要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