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 举法之教，秦人大治。 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这是后世众多名家对商鞅的赞誉，他的变法成就，永载史册。

公元前338年的寒冬，秦惠王赢驷元年。咸阳城外，渭水草滩，商鞅（又名卫鞅、公孙鞅），一位影响了整个秦国命运的名臣，被执行了极刑——五牛分尸。听闻此事的百姓如潮水般涌向咸阳城，为这位命运多舛的法治者送行。行刑前，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以及商鞅管辖下的十三县县令等三百多名官员，亲自为他举行了活祭，并献上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万古法圣。 一边是极刑的冷酷执行，另一边却是数百官员的殷勤祭祀，商鞅的冰火两重天的命运，究竟因何而来？

著名历史小说家孙皓晖在《大秦帝国》精华版中，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因。

一、孝公求贤 公元前362年，秦国发生了重大变化，秦孝公赢渠梁继位，史称秦孝公。当时的秦国，经过多年的征战，国库空虚，朝政腐败，民众疾苦，国家内外交困，面临着被其他六国吞并的危机。 然而，秦孝公并未因此沉沦。他痛定思痛，发誓要复兴秦国。他意识到，唯有贤才辅佐，才能让秦国焕发新生。为了寻找合适的人才，秦孝公不惜耗费大量财力，向各国发出求贤令，广邀天下英才前来辅佐秦国复兴大计。

二、卫鞅入秦 卫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曾在魏国丞相府担任中庶子，名义上是小吏，实际上却在政务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作为魏国丞相公叔痤的得力助手，卫鞅为魏国提出了不少良策，深得上司的赏识。 然而，卫鞅在魏国始终未能得到重用。魏王对国家困境的视而不见，对治国之才的漠视，使卫鞅感到自己的才能无法施展。正当卫鞅心生彷徨时，他与秦国特使景监的围棋一战让他名声大噪。战后，他成为了各国争相求贤的对象，但他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真正能使自己才华得以发挥的机会。 就在此时，景监带来了秦国的求贤令，卫鞅深知，这是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卫鞅决定入秦，他意识到，作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只有深入基层，了解国家的根本问题，才能真正提出有效的治国之策。于是，他走遍了秦国的城乡，了解民情，查找秦国衰弱的根源问题。经过三个月的调研，卫鞅写下了《治秦九论》，准备将自己的思考带给景监，向秦孝公展示他的治国之道。

三、折服秦王 卫鞅的到来，并非一帆风顺。秦孝公是否能够采纳他的意见，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第一次见面时，卫鞅提出的王道言辞让秦孝公失望至极。此时，卫鞅的见解似乎并未给秦孝公留下深刻印象，反而让他感到困惑。然而，消息传开后，秦国的众多士子纷纷要求接见秦王。卫鞅通过他人的口，揭露了秦国弱势的根本原因，这让秦孝公开始重新审视他。 第二次接见时，卫鞅依然提出仁政和无为的思想，令秦孝公火冒三丈。他愤怒地质问卫鞅：难道让我任由百姓亡国民丧，自己留下千古美名？ 卫鞅并未气馁，他深知，国君选贤臣是双向选择。若秦孝公能容得下不同的声音，才能是真正的明君。经过两次的试探，秦孝公终于意识到卫鞅非凡的才华，并决定全力支持他。第三次会面时，卫鞅终于向秦孝公展示了自己的治国理论，秦孝公也在此刻作出了重要承诺：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之世，绝不负君！这时，卫鞅的才干终于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与尊重。 四、雷霆变法 卫鞅从徙木立信开始，推动秦国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 秦国的变法，最大的阻力来自于那些根深蒂固的宗室贵族，他们习惯了通过世袭封地来掌控权力，变法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受损。因此，这些贵族与卫鞅的新法展开了猛烈的对抗。 为了确保变法得以顺利实施，孝公与卫鞅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朝廷内外的阻力由孝公来解决，卫鞅则负责具体执行新法。二人携手共进，生死相托。 变法的开端，首先从治乱立威做起。以往权贵的专横跋扈不再被允许，逃避兵役、侵害百姓的行为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大忙时节，郿县发生了一起重大争水事件，卫鞅当场处决了700名罪犯，树立了新法的威严，为变法的推进铺平了道路。 而后，关于新田制的改革在郿县遭遇阻力，世族县令赵亢也因此被问斩，成功消除了变法的障碍。 随着《田论》《赋税论》《农爵论》《军功论》《郡县论》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出，秦国的经济、军力和社会制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商鞅的变法为秦国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短短二十年，秦国从一个弱小的国家，迅速崛起，成为强国。 五、万古国殇 变法的成功，总是伴随着血与火的牺牲。商鞅的功勋之大，令他引来了众多敌人。尤其是在他与太子发生矛盾后，世族贵族借机反扑。最终，在新国君即位不久，商鞅因涉嫌煽动民变而被处决，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然而，正是因为商鞅与秦孝公的深厚合作，秦国才由弱到强，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业。商鞅的死，虽然为当时的政权带来了短期的稳定，但也为未来的强盛埋下了隐患。没有商鞅的肝胆相照，秦国的崛起必然无从谈起。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鞅不仅成就了秦孝公，也成就了后来的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