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描述其实有些不太准确。 荀彧去世后,曹操在213年才正式接受了魏公的封号,并实施了九州制。关于恢复九州制的建议,早在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征服冀州后,就有谋士向他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不过当时曹操并没有直接决断,而是将这个议案交给了荀彧。荀彧深知此举可能带来的风险,坚决否定了这个方案,而曹操则深知荀彧的用心,特地写信感谢他的忠告。
《三国志·荀彧传》中提到,荀彧曾直言劝谏,指出恢复九州制可能会导致冀州过于强大,周边各州必然会不安,甚至动摇国家的根基。曹操若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冀州的势力将横扫周边的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等地,那时所有被夺去的土地必将引起民众的恐慌,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以当时的局势来看,虽然曹操曾因打败袁尚而威震四方,但如果冀州在这个关键时刻进一步扩张,无疑会激起更多的争议和动荡。最终,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劝告,放弃了九州的议案。 荀彧的深思熟虑,让曹操终于意识到恢复九州制的长远影响。而曹操自己,也正是通过这些权谋运筹,避免了历史上更大规模的冲突。荀彧在汉廷的地位,促使曹操在许多制度上的决策中更加谨慎。陈寿在《荀彧传》中特别指出,荀彧去世后的第二年(213年),曹操才最终被封为魏公,这一事件成为曹操集权道路的转折点。 至于曹操欺压天子和杀贵妃这类传闻,我曾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曹操专权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譬如,曹操初次进京时,还必须接受虎贲骑士的交戟迎接仪式。曹操对此其实并不太安于现状,他更多的是通过不与天子直接接触,来消极地处理与汉帝的关系,而并非立刻采取极端措施,完全控制朝廷。史书中有提到曹操换掉了汉献帝周围的宫中人员,但这一切显然是逐步展开的过程。陈琳的檄文中批评曹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但考虑到当时的局势,曹操加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宿卫和拘执的描述,实际上存在较大的解读空间。 回到当时的形势,曹操面对的最大敌人袁绍尚未彻底消灭,他若此时做得过于过火,势必会激化与其他权臣的矛盾。在陈琳的檄文中,曹操的丑事也只有三件:杨彪冤案、赵彦被害以及挖坟敛财,归根结底,还是与权力和金钱有关。至于董贵人的故事,实际上她并非贵妃,而是因董承反曹案而被牵连致死。董承暗中联合其他宫廷力量,意图谋害曹操,这一阴谋败露后,曹操才痛下杀手。值得一提的是,董承与曹操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最初,曹操确实曾试图拉拢董承,任命他为车骑将军。然而,董承的野心并不止于此,他早在曹操逐步上位时,就已经暗中策划取而代之。 董承的动机,或许正如他试图通过女儿成为贵人、并在东归途中暗中刺杀伏皇后来加速自己权力的扩展。在权力的诱惑下,董承的所作所为展现了他对权位的渴望,而他与曹操的冲突,也正是两个权臣之间激烈争斗的缩影。 董承案发生后,曹操最终在官渡之战中大获全胜,并逐步掌控了河北地区。此时的曹操开始逐步转变,荀彧作为汉廷的尚书令,一直力图在曹操集权的道路上做出调和和劝阻,试图减缓这种集权的进程。然而,曹操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他渐渐从妥协转向试探,再到最终的改变。 此时,曹操身边的人,包括董昭等,也开始鼓动他更加大刀阔斧地推行制度改革。甚至有建议要恢复建封五等,扩张曹操的权力。尽管荀彧婉拒了曹操提出的更高职务和封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目标已经不再仅仅是汉朝的辅佐,而是直接掌控国家的命脉。 到了212年,曹操的集权之路最终与荀彧的理念发生了直接冲突。曹操通过董昭向荀彧提出魏公封号以及九锡的议案,而荀彧则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案。此时,曹操心中的不满已经积聚,二人的矛盾也终于爆发。曹操最终决定召荀彧到谯县见面,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次会面。 此后,曹操去濡须讨伐孙权,荀彧则留在寿春。两人的分歧,注定了他们的前途截然不同,而荀彧以自己的生命,为两人的关系做出了最终的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