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世纪的长安,炫富不靠房本,靠的是门口站着谁。车马衣轻裘那是暴发户,真正的顶级门阀,家里必须集齐这三样活物:“昆仑奴、新罗婢、菩萨蛮”。这不是简单的用人,这是大唐版图的“活体边界”。
一个能扛鼎镇宅,一个能理发绣花,还有一个负责在酒桌上把审美拉到满级。
现在古装剧里,昆仑奴往往是个憨厚的黑人保镖,其实在唐朝,他们是“死亡率极高”的顶级奢侈品。
《旧唐书·南蛮传》里写得明白,“在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这批人大多不是自愿来的,而是被阿拉伯商贩从东南亚甚至东非海岸,像运牲口一样塞进船舱,一路漂到广州和扬州。
能活着下船的,身体素质已经是人类极限。
贵族为什么非要买他们?因为好用,且扎眼。唐朝人笔记里说他们“入水不眨眼”,这可不是夸张。在没有潜水设备的年代,打捞沉船、修缮水下地基,全是昆仑奴拿命填出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镇宅”属性。长安城的治安虽然有金吾卫,但宰相元载家里,还得养着数十名手持重兵的昆仑奴。
这是一种心理震慑:门口站着两个身高一米九、黑如漆炭、肌肉纠结的异族巨汉,比什么石狮子都管用。
但这背后是极度的物化。史料里他们没有名字,统一叫“磨勒”或者“金刚”。唐传奇《昆仑奴》里把磨勒写成了飞檐走壁的侠客,背着主人崔生去私会情人。
这故事听着浪漫,实际上折射的是唐人对这种异族力量的恐惧与驯化渴望。他们不需要有脑子,只需要有肌肉和忠诚。
在广州的黑市上,一个强壮的昆仑奴,身价能抵得上长安一套小院子。这不是在买仆人,这是在买“帝国力量的延伸”。
只有当大唐的商船能控制南洋航道,当万国来朝的秩序稳固时,这些来自几千里外的人类,才会变成权贵院子里的一棵树、一块砖。
如果说昆仑奴是“重工业”,那新罗婢就是大唐高端服务业的“芯片级”产品。当时的宰相家里,如果没有几个新罗婢端茶倒水,请客吃饭都抬不起头。
《新唐书》记载,新罗(今朝鲜半岛)每年都要向大唐进贡,除了金银,最重要的就是美女。但这只是官方渠道,更大的口子在山东半岛的黑市。
海盗和人贩子在新罗沿海疯狂掠夺,把平民女子抓上船,运到登州、莱州。为什么唐朝人认准了新罗婢?因为她们掌握了当时的核心科技——美容美发。
唐人笔记里专门夸赞新罗婢“理发、修容”技术一绝,能把唐朝贵妇那些复杂的发髻梳得纹丝不乱,连针线活都比本土的精细。
这就像现在中产阶级非要请菲佣一样,买的是一种“专业标准”。
更核心的卖点是“温顺”。相比于唐朝本土女子的泼辣自信,新罗婢作为异国浮萍,为了生存必须极度顺从。
长庆元年,平卢节度使薛平上奏皇帝,说海盗掠卖新罗人口太猖狂,连新罗国王都抗议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买卖利润大到连国际纠纷都不顾了。
在这场交易里,新罗婢彻底成了“人形家电”。她们大多终身不嫁,老死在深宅大院里。唐朝诗人写诗感叹她们“殊貌潜借”,意思是美貌是借来的,命运也是借来的。
这种“好用”,建立在彻底剥夺了她们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之上。她们必须切断与故土的一切联系,变成大唐豪门里一个会说话的摆件。
这种对周边国家人口资源的随意调配,恰恰证明了唐朝在东亚文化圈里绝对的宗主国地位。只有老大,才能把邻国的人口变成自己的消耗品。
“菩萨蛮”这个词,现在大家都以为是词牌名,但在唐宣宗大中初年,这是真真切切的“视觉冲击波”。
当时女蛮国(今缅甸、云南一带)进贡了一批舞女,她们一亮相,长安城就炸了。梳着高耸的锥形发髻,戴着金冠,身上挂满璎珞,半裸着肩膀。
唐朝人一看,这造型跟寺庙里的菩萨一模一样啊!于是直呼“菩萨蛮”。
但这群“活菩萨”究竟是用来干嘛的?不是用来拜的,是用来满足“宗教猎奇”的。唐朝贵族信佛,但更爱玩。
当一群长得像菩萨的美女在宴席上扭动腰肢,那种“圣洁与狎昵”混杂的禁忌感,瞬间击中了士大夫的嗨点。这是最高级的审美把玩。普通舞女跳的是舞,菩萨蛮跳的是“天国幻想”。
这也成了大唐审美崩溃的前兆。很快,长安教坊就开始山寨这种造型,温庭筠这些文人开始按着曲调填词。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写的全是这种异域妆容。但你发现没有?原本那种来自原始丛林的野性力量消失了,变成了一种病态的、香艳的闺阁情趣。
安史之乱后,这条“炫富链”彻底断了。昆仑奴没了来源,新罗婢被禁止买卖,菩萨蛮散落民间。
那个曾经能把全世界的人种当成藏品的大唐,也随之破碎。这三样“宠物”的消失,标志着中国封建王朝那种“开放型自信”的终结。
到了宋代,“菩萨蛮”彻底变成了文人骚客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再也没人见过那些戴着金冠、眼神野性的真实女子了。这不仅仅是三种人的命运,这是国运的晴雨表。
当一个国家强大到极致时,万物皆可为我所用;而当它衰落时,连名字都会变成一种讽刺的修辞。真正的顶级炫富,炫的从来不是钱,而是对世界资源的绝对掌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