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唐与南诏：“贞元会盟”奠定和平局面

□雷位卫

大唐贞元九年（793年）冬月，成都城东的梅花已经绽放，冷冽的梅香不时袭到鼻端，让人神清气爽。城门外，旌旗猎猎，马蹄声碎。身材魁梧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眼神冷峻地看着一队人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视野中，方才揽辔回城。这队人马是韦皋派遣，由节度巡官崔佐时带队出使南诏，与南诏王异牟寻结盟的使团。这也是唐朝与南诏因“天宝战争”交恶之后，第二次正式派出使团前往南诏，并与南诏成功结盟——这就是中国唐代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之间的“贞元盟约”。这次会盟，也为唐代中国西南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对南诏的统治

早在此前两年的贞元七年（791年），韦皋在了解到南诏王异牟寻希望归附唐朝的意愿，就曾派讨击副使段忠义，携带唐德宗的诏书前往云南。段忠义曾是南诏入唐使者，由他去执行这个任务，是非常合适的。然而，却不小心走漏了风声，吐蕃探知这一消息后对南诏施压，此事就暂时搁置了。

其实，早在秦朝时期，“五尺道”的修筑就加强了内地与云南地区的联系，中央王朝在云南“置吏”，标志着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西汉武帝时期，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派唐蒙和司马相如开西南夷，设益州郡，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三国时诸葛亮率军渡泸水，平定了南中，并调整郡县建置。以后的历代中央王朝也通过羁縻政策，对云南地区进行治理。

到了唐代，唐太宗时就以武力征服和招抚的形式，使大部西南诸部族归附唐廷，并设置了州县。唐高宗永徽时期，洱海巍山一带的蒙舍诏首领细奴罗遣使到长安朝贡，表示愿意归附唐朝，高宗封细奴罗为巍州刺史。在细奴罗的影响下，很多大的酋长也归附唐朝，唐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不少都督府和州府，实行羁縻政策。当时云南洱海地区六诏分治，其间还有一些小的部族。最后在唐朝的帮助下，蒙舍诏于唐开元年间统一了六诏，建立南诏。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并赐名“归义”，这标志着南诏正式纳入唐王朝的统治之下。可是“蜜月期”并不长久。由于天高皇帝远，有些唐朝派去的都督府、羁縻州县官员为一己之私，对属地百姓大肆盘剥，还煽动诸部族之间的矛盾，常激起这些地区部族的反抗，杀死州县官员，有的还进入内地劫掠，造成很大影响。

跋扈贪官惹出的“天宝战争”

天宝九年（750年）皮逻阁的儿子——南诏王阁罗凤携妻子前往成都拜谒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途经姚州（今姚安）时，唐朝官员越嶲都督张虔陀不但向阁罗凤索要财物，还侮辱了他的妻子。如此恶劣的事件在当时也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可见张虔陀这样的官员有多么嚣张跋扈。

是可忍孰不可忍？阁罗凤听到消息之后勃然大怒，当年就出兵攻陷姚州，杀死了张虔陀。虽然阁罗凤马上修书向唐朝廷请罪，但为时已晚。唐玄宗命令鲜于仲通率兵征讨南诏。据杨慎《滇载记》记载，“天宝十年，夏四月庚寅，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命致讨。凤伽异（阁罗凤之子）及段俭魏逆战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

当时的唐军虽然强大，但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云贵高原，已经疲惫不堪，从内地招募的士兵很难适应高原气候，瘴气、蛇虫也影响士兵的健康，加上轻敌冒进，又遇上南诏的精锐部队，失败几乎是肯定的。

然而，这时的大唐朝廷，唐玄宗沉迷于享乐，朝堂上是杨国忠当权。他向唐玄宗谎报战功，还将鲜于仲通提拔到京城任京兆尹。在杨国忠的撺掇下，天宝十二年（753年）、十三年（754年），唐朝两次派兵讨伐南诏，然而劳师袭远，加上南诏兵力强盛，并和吐蕃结盟，势成犄角，唐军的进攻都遭到失败。最后一次，连统军的元帅李宓也投河而死。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白居易的这首《新丰折臂翁》描写的正是“天宝战争”时，老百姓为了躲避当兵，在夜晚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的悲惨情景，这样劳民伤财的战争，加剧了唐朝内忧外患。

“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将唐军遗体收拢埋葬，筑成“万人冢”。后来，阁罗凤还立了一块“南诏德化碑”，以3600多字，讲述了唐朝廷和南诏的关系以及南诏统一六诏的情况，并列举了六大罪状，把“天宝战争”的起因，归咎于张虔陀。而此时，南诏完全与唐决裂，倒向吐蕃，并接受了吐蕃的册封和金印。这场战争是唐朝治理政策失误引发的悲剧，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历史伤痕。

唐朝南征的失败，国力大为受损，在北方的安禄山也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发起叛乱，开启了“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

南诏重新寻求归附

阁罗凤的儿子、异牟寻的父亲凤伽异，曾在天宝年间到唐朝为官，被授予鸿胪少卿一职，在繁华的长安城待了7年之久。当时的唐朝正是如日中天的盛世时期，大唐的礼仪、服章之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凤伽异却先于父亲阁罗凤去世，大历十四年（779年）异牟寻即位。

此时，南诏还处在和吐蕃结盟状态，吐蕃以兄自居，处处打压南诏，课以重税，横征暴敛。虽然南诏和吐蕃曾在天宝年间互为响应，多次给唐廷带来边患，但是，南诏对吐蕃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双方的矛盾也逐渐加深。

异牟寻即位时才21岁。当年4月，吐蕃进攻唐朝，在吐蕃的强令下，异牟寻率兵3万进攻蜀地，并劫掠了不少工匠、艺人。

然而这一次南诏却踢到了铁板。此时唐朝已平息“安史之乱”，能够抽出手来解决南边的问题。唐德宗派大将李晟率精锐5000人，与山南的唐兵联手，击败南诏军。异牟寻急忙撤兵，并把都城从无险可守的史城（今喜洲）迁往紧靠苍山的阳苴咩（今大理古城）。但吐蕃却把这次失利的原因甩锅给南诏，将二者的关系从兄弟降格为从属。这无疑是在异牟寻心上扎了一刀。在曾为唐朝官员的清平官郑回的劝说下，异牟寻有了归附唐朝之心。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韦皋就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对南诏采取了威惠并施的策略，并招抚西南一些小的部落，这对南诏也产生了影响。贞元四年（788年），吐蕃发兵10万进攻西川，要求南诏派兵助攻。此时的异牟寻内心已经动摇，却又害怕得罪吐蕃，于是发兵数万，在泸水北岸驻扎，却保持观望态度。韦皋探知此情，采取了反间计，派人给南诏送信，并用银函装好，故意让地处今凉山一带的东蛮送给吐蕃。这样一来，加深了吐蕃对异牟寻的猜疑，派兵在前面阻挡去路。异牟寻大怒，立即撤兵回到云南。吐蕃失去臂膀，被韦皋打败。在唐朝宰相李泌的谋划下，韦皋开始对南边诸蛮进行招抚，并与异牟寻相互通信，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关系逐渐瓦解。

贞元九年（793年），异牟寻为保险起见，派出三路信使，前往西川拜见韦皋，并前往长安觐见唐德宗，表达了归附诚意。唐德宗接见了使团与异牟寻的儿子寻阁劝，下诏让韦皋遣人前往南诏，这才有了文前韦皋派节度巡官崔佐时奉诏书赴南诏结盟的一幕。这一幕开启了唐朝与南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贞元会盟”，也奠定了唐南之间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

“贞元会盟”不仅带来了西南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更强化了南诏地区对中原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向心力。此后，尽管历经政权更迭，这片土地始终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统一全国后，在此设立云南行省，将其完全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之下。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追求统一、维护和平、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历史长河中的主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