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标志着司马氏彻底取代曹魏政权的转折点，从此，司马家族握紧了曹魏大权。虽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曹爽的兄弟党羽仍与少帝一起前往魏明帝曹睿的墓地拜祭，洛阳的太傅司马懿、司徒高柔、太尉蒋济等人趁机发动政变，封锁城门、占领营地。然而，城外的曹爽等人得知这一消息时，大吃一惊，完全没有准备，局势瞬间崩塌。 在这一刻，时任大司农的桓范及时逃离洛阳，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战略意义的建议：挟持天子前往许昌，借天子的名义号召各地军镇响应，借机反攻洛阳，阻止司马懿的政变。许昌是曹氏的根基，兵力充足，粮草无忧，距离洛阳不过两日的路程。然而，曹爽却未能采纳这个聪明的策略，而是心存侥幸，认为投降之后还能保全家业，于是决定向司马懿投降。结果，不仅曹爽兄弟及亲信何晏、毕轨、李胜等人被满门抄斩，连桓范也未能幸免，三族同归于尽。

如果曹爽采纳了桓范的建议，提前退守许昌，并联合外地的军镇，是否就能逆转局势呢？ 在高平陵之变爆发前，曹爽已经架空了与他共同辅政的司马懿，实施一系列独断的政策，破坏了曹魏宗亲与功勋集团的平衡。这种做法激起了许多老臣的不满，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拥有极高威望和功勋的司马懿身上。因此，当司马懿发动政变时，洛阳的士族们几乎全力支持他，而曹爽则被彻底孤立。 然而，影响局势真正走向的关键因素，仍是军事力量。当时的司马懿虽有太傅之职，但实际掌握军权的都督们并不完全听命于他。司马懿的政变支持者主要集中在洛阳，许多外地都督并没有积极响应，甚至在后来的时日里，不满的外地将领纷纷起义反抗。曹家铁杆的王凌、令狐愚，甚至曹爽的亲信毌丘俭、文钦，都先后反叛。 此时，曹魏的征东将军王凌与征南将军王昶，均为曹爽的重要支持者，后者与司马懿的关系一般，而征西将军则是曹爽的亲信夏侯玄，且夏侯玄的二把手还是他的宗室夏侯霸。显然，外地的都督们很可能会倾向支持曹爽。如果当时曹爽坚持抗争，听从桓范的策略，联合各地军镇进行反击，虽然未必能立刻取胜，但至少有着不小的翻盘希望。 更重要的是，曹爽身边有几位掌握军权的重要人物，毕轨是司隶校尉，李胜是荆州刺史，这些都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军事资源。而距离洛阳最近的毌丘俭、文钦，是曹爽一手提拔的亲信，若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能与司马懿僵持一段时间，迫使其他外地都督站队。 若局势对峙时间拉长，司马懿的形势将愈加不利。曹爽手中握有曹芳这张皇帝的王牌。曹睿的去世意味着曹芳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如果司马懿敢于废除曹芳，必然会被视为篡位，这将令司马懿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毕竟，司马懿原本是曹睿指定的托孤大臣，直接破坏曹家的继承法度，等同于自绝后路。 曹爽错失了最有力的政治筹码：皇帝。作为辅政大臣且长期托孤的身份，他在政治上理应拥有合法的正当性。司马懿背叛了自己对曹家的忠诚，即使外臣不了解洛阳的具体情况，也会将司马懿视为谋逆者。曹爽若能退守许昌，举起拥护皇帝的旗帜，号召各地都督，很可能能够挽回局势，甚至扭转乾坤。 然而，曹爽最终放弃了这一机会。其原因不仅在于士族朝臣的全面倒戈，使他在政治上失势，更在于他缺乏与司马懿对抗的信心。司马懿作为宿将，名声显赫，北灭公孙度、南平孟达、西距诸葛亮，曹爽自觉自己无法在军事上与之匹敌。此外，蒋济等人曾向曹爽承诺，司马懿只会争权而不敢谋命，但曹爽天真地认为司马懿会遵守诺言，因此疏于防范，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轻易放弃了与司马懿的对抗。 这一切，都暴露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即使当时所有人，包括曹爽在内，都误以为司马懿出面是为了整顿朝纲，拨乱反正，却未曾料到他早已蓄谋已久，准备在时机成熟时毫不留情地翻脸。最令人痛心的是，聪明的桓范未能施展才智，最终因曹爽的愚昧而全家被满门抄斩，三族遭殃。 这一变局最终也让四朝元老蒋济感到愤怒至极，司马懿违背了对他的承诺，竟亲手诛杀了曹爽的全家，蒋济因此气愤至死。高平陵之变，实为一场充满心机与权谋的斗争，最终让司马懿成为曹魏王朝的新主宰，而曹爽的失误，也成为历史上最遗憾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