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由朝鲜人崔溥应朝鲜李朝国王成宗之命而撰就进呈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状况和生活习俗，尤其是对运河交通和沿岸风貌的记录，极为难得。

遭遇海难，却成为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听父丧，闰正月三日即率从者42人由海上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在海上漂流14天，历尽艰险，同月十七日在中国台州府属地获救登岸。

崔溥一行获救后，在中国官员的护送下，从宁波沿着日本贡使的路线北上。二月初六日抵达杭州，十三日又从杭州启程北上。一路上船行运河，过驿过闸，二十一日到镇江，次日渡江抵扬州，三月二十七日到通州张家湾，经过运河全程，历时44天，成为明代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到北京后，崔溥接受审问，觐见皇帝，待了一些时日后，于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会同馆启程由陆路回国。六月四日过鸭绿江，十四日回到汉城。崔溥回国后，立即奉李朝国王成宗之命撰写经历日记，大约仅仅花了7天时间，就完工复命，于二十二日向成宗进呈日记，是谓《漂海录》。

崔溥，朝鲜全罗道罗州人，科举考试合格，历任校书馆著作博士、军资监主簿、弘文馆副校理等职，曾参与《东国通鉴》的修撰，还曾在他人主持下编纂过《东国舆地胜览》，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官吏。遭遇海上风浪幸免于难后，以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修史经验，崔溥直觉地意识到此行的重要价值，所以一开始就“令陪吏四人逐日观标，旁问地方”，及时记录。

明廷疏通运河，成为明代最繁忙的交通线

崔溥一行所经运河，是明代最为繁忙的交通线。为利用运河转输漕粮，永乐九年（1411年），明廷命工部尚书宋礼、侍郎金纯等重浚会通河，使负重载的大船得以通过；永乐十三年，又命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引管家湖湖水入淮通漕，设闸建坝，并在淮安至宝应凿涵洞数十处，以时启闭，从此漕船直达通州，大大节省了挽运之劳。

运河全线贯通后，不仅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输送线，而且成为南北之间公私往返、商品运输的最主要的通道，官差私商以及东西洋和日本、琉球等各国使节也均取道运河北上。因此，在崔溥行经运河前后，中国官员、日本贡使等，都留下过经行运河的记录，为我们比照、分析崔溥的记录提供了基本的资料。

官人、文人与商人对运河的记载

正统四年（1439年），即崔溥行经运河前49年，四朝元老、大学士、江西泰和人杨士奇，获准回乡探亲扫墓。杨士奇二月十八日至通州驿，二十日到张家湾，一路上由太监前导，各地官员迎来送往，正值南风劲吹，船行减速，闰二月十一日一早才到扬州广陵驿。运河行程如从张家湾算起，历时30天。返程时四月二十日到扬州广陵驿，五月初九日到张家湾，虽然同南归时一样一路接见官员，但水大风顺，仅历时19天。

正德十一年（1516年），即崔溥行经运河后28年，翰林编修、江西分宜人严嵩，家居十年后复出，清名著于天下，同年僚友多以雅望归之。严嵩于三月二十六日由分宜出发，五月初二日渡钱塘江，抵浙江驿，六月初二日抵扬州，七月十一日至张家湾，历时68天经过运河全程。抵达嘉兴后，为看望僚友，特绕道上海，8天后又回到嘉兴，如果扣除这一段日程，行经运河全程所花时间应为60天，而在苏州等待驿船就整整5天。严嵩一路上探亲访友，随遇即安，舟行速度并不快。

永乐、正统时的杨士奇和正德时的严嵩，前者是朝中元老，后者是朝廷新贵，他们经过运河的记录，主要反映了他们自身的活动，像杨士奇所记，只具驿站和闸名，偶尔有一个浅名，而且所记闸数还不到崔溥所记的一半。

至于明后期商人们为经商方便专门编写的路程书，只为有裨日用。隆庆四年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志在地名和里程，专记驿站和闸名，其数不少，记浅只有1处，其余事项无闻。天启六年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同样志在地名和里程，只记驿站和闸名，其数可与崔溥所记相比，记了几处巡司，但无具体名称，急递铺、递运所等一概无载。综合衡量，可以说，无论是在崔溥之前还是之后，无论是文人还是商人，有关运河沿线交通情形的记载，都不如崔溥的《漂海录》详细具体。

运河全线交通条件和交通设施

《漂海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运河全线的交通状况：“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盖扬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驿，且闽、浙以南皆路经此府以达皇都，故驿路甚大。陆驿相距或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水驿则自武林至吴山三十里，自潞河至会同馆四十里，皆水路中之陆路，故相距近，其它则或六七十里、八九十里，或过百里，相距甚远。铺之相距或十里，或二三十里。自扬州后，水边又设浅，或六七里，或十余里以记里。”这是笔者所知关于明代运河全线交通设施的最早而又较为系统全面的记载。

驿站。崔溥一行沿运河驿站行止食宿，将驿站名称一一记录下来，如驿站有驿丞、驿吏；两驿之间的距离，一般为六七十里，或八九十里，也有超过百里的。崔溥虽然没有记录驿站的具体情形，但依其所记驿名，参照地方文献，仍可概见所记驿站当时的风貌，甚至可以看出运河驿站的前后变迁。

急递铺。急递铺是明代专为递投公文而设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每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则视情形而定，要路十名，偏路四五名不等。正统三年（1438年）又补充规定，各铺添设铺司一名，两京总铺添设二名。专门赍送旨意公文。凡递送公文，一昼夜以100刻计算，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300里。崔溥记录的急递铺多达160余个，虽然并不齐全，有的地段甚至缺漏较多，但大致反映了运河沿线急递铺设置的基本情形。这在明代的同类记载中从未见到，极为难得。

运河沿线调节水量以利漕运的船闸。有关运河的闸，杨士奇的日行录已有所记载，只是数量很少，仅具闸名。崔溥遇闸必记，并多细节描述。在徐州夹沟驿北的黄家闸，崔溥记录下闸上《眉山万翼碑》碑文的具体内容，将永乐年间通漕置闸以及英宗天顺时设立黄家闸的功能述说得非常清楚，是非常重要的运河交通和水利资料。

此外，崔溥对运河上的堤坝堰闸等交通工程设施作了总体性的记述，说明朝永乐年间引河济运，导卫河通于白河，大加修筑。

综上所述，崔溥在其《漂海录》中，全程留心观察运河交通，记录了未曾为前人所注意或因习以为常而未曾记载的有关驿站、急递铺、浅铺、递运所、巡检司以及堤闸堰坝桥渡塘等大量运河交通设施的内容，有些交通设施，既不见于前人记载，也不见于后人记载，只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期，依据这些内容，结合相关文献特别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对照崔溥前后的同类记载，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明中期特别是15世纪后期运河交通的基本情形，而且可以观察到明代交通特别是运河交通设施的完善和废坏程度。

运河经济文化往来及沿岸城镇面貌

明中后期的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沿岸城镇，是当时商品经济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运河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是最为繁忙频盛的，人称“吴越艘，燕商楚贾，珍奇重货，岁出而时至，言笑自若，视为坦途”；“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难得的是，崔溥一行经过运河，留下了对运河经济文化交流和沿岸城镇面貌的系统而又完整的描述，为崔溥《漂海录》以前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同类记载所不备。

杭州是运河的起点城市，也是明代浙江布政司所在地，又是可与苏州比肩的著名工商业城市。崔溥一行不仅记载了杭州众多的名胜古迹，而且称颂道：“西湖在城西二里，南北长，东西径十里，山川秀发，歌管骈阗之地”。又听李节说，杭州人“以冶容是尚”。将杭州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刻画了出来。崔溥又记，“自德胜坝至此，温州、处州、台州、严州、绍兴、宁波等浙江以南商舶俱会，樯竿如簇”，还听驿丞顾壁说，琉球、日本、暹罗、满剌加等国进贡使臣都从福建泊船杭州，揭示了杭州重要的商业内港地位。

三月十四日，崔溥一行人来到临清县城。临清是当时山东境内最为繁华的商品转输城市。崔溥亲见临清之繁华，记载道：临清县治及临清卫治俱在城中，城“在两京要冲、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崔溥此记，不独及时地记录下了明中期临清之兴盛，南来北往商贩之活跃，而且对临清作出了符合实际发展程度的定位，在城市史特别是明代运河城市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月十七日，崔溥一行人行至德州，见河环城西而北，“土广人稠，商旅所会”。明代德州是直隶州，洪武十三年在御河东筑城，是个军事重镇、漕运码头、储存漕粮的基地。地方文献记载，永乐九年“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马市角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西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中心角迤北为旧线市，南门外迤西为新线市，“盖四方商旅之至者众矣”。小西关军市货物皆自南关拨去，故市名类以小字别之。后因每岁冬间运粮于北厂，故又有北市之名。崔溥看到了四方商旅云集德州城的盛况。

《漂海录》中的运河南北风情差异

崔溥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后，并不满足于对沿岸各地城镇的单个描述，而是对运河南北风情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和探索。他以长江为南北界，描述其区别，说江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在他们一行沿路经过的镇、巡检司、驿站、急递铺之间，或附近方圆二十里以内的地方，“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舳舻接缆，珠玉、金银、宝贝之产，稻粱、盐铁、鱼蟹之富，羔羊、鹅鸭、鸡豚、驴牛之畜，松篁、藤棕、龙眼、荔枝、桔柚之物，甲于天下。”

长江以北的扬州、淮安，以及淮河以北的徐州、济宁、临清等地，其繁华程度，与江南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以临清尤盛。其他地方，如果是官府所治之城，也比较富裕兴盛，但“人烟不甚繁盛，里萧条”……

除了这种总体印象，崔溥还在各个方面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比较：百姓住宅方面，他说江南“盖以瓦，铺以砖，阶砌皆用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壮华丽”；江北则“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

服饰方面，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裤，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丧者白布巾或粗布巾；或着靴，或着皮鞋、芒鞋；又有以巾子缠脚以代袜者。妇女所服皆左衽。首饰于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江北则“好着短窄白衣，贫匮悬鹑者十居三四。妇女首饰亦圆而尖如鸡喙然。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观察之细致入微可见一斑。

贯穿于这些细致入微的差异之间的，是江南江北共享的文化习俗：“尚鬼神，崇道佛；言必摇手，怒必蹙口唾沫；饮食粗粝，同桌同器，轮箸以食；虮虱必咀嚼，砧杵皆用石；运磨使驴、牛；市店建帘标；行者担而不负戴；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官府常刑如竹片决杖、趱指、担石之属。”

明代后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情画卷

崔溥由南至北，行经运河，一路上比较江南江北异同，甚至各个城镇之间的差异，将运河南北部之间在市井风貌、第宅质地、饮食起居、衣帽服饰、文化程度、仪容打扮、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以至对于农工商业的态度、从事程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用具、水利资源的运用等，均作了具体而又形象化的论述，一幅明代中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貌画卷跃然展现在人们面前。

崔溥称苏、杭等江南大城市繁华壮丽，楼台相望，舳舻接缆，各种商品汇集，繁盛甲于天下，运河沿岸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江北、山东徐州、济宁、临清等城市，繁华丰阜可比江南，临清为尤盛，对运河城镇的这种定位相当准确。后来运河城市，不少发展成为专业商品市场，苏杭为丝绸，淮阴为粮食，扬州为盐、漆器，临清、济宁为各种商品，徐州为车舆，无锡为米。可以说，在崔溥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明代，描写运河风情的文字还从无有如崔溥这样详尽而又有系统者。诚然，对于扬州、徐州等城市的看法，崔溥也不免过于简略。

可以说，有关运河市井风貌的看法，在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上，崔溥的《漂海录》不但时代最早，而且在明代的同类记载中也是惟一的。崔溥的看法，不独清晰形象地揭示了明中期特别是15世纪后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情，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人关于大运河沿岸的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生活习俗、城镇风情等珍贵资料，成为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撰文/范金民 供图/浙江省博物馆）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7.07月刊

来源：大美V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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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曹宇

编校 延晨 徐蓉

一审 桂艳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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