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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虽然自视为“中央之国”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从那些华夏体系之外的四夷之国获利，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向美国及历史上那些建立过全球霸权的老欧洲帝国学习，学习怎么用“仗剑行商”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全球化利益。但在如何应对强大外敌入侵的问题上，还是有足够经验可循的。无非是把历史上那些强大的游牧政权，置换成当下的美国罢了。

汉朝立国之初就遭遇了险些让刘邦丧命的“白登之围”。军力不如匈奴的情况下，采取了“和亲”政策与匈奴交好。直至汉武帝继位之后，韬光养晦了六十多年的汉朝，终于敢对入侵的匈奴人说不。

此后持政五十余年的汉武帝北征匈奴、南服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成为中国版图的奠基人。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与西域都护甘延寿，翻越天山击杀北匈奴郅支单于。值得一提的是，郅城单于王庭所在的“致支城”就是唐朝名将高仙芝，与阿拉伯联军激战的“怛罗斯城”。高仙芝的失败，让唐朝失去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陈汤的成功，则让北匈奴从汉朝的外敌名单中消失。

整个战役策划者是陈汤，甚至为了不错失战机而假托朝廷名义，征召西域各国军队，以及屯田西域的汉军。事后陈汤对朝廷的解释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认可这次行动的朝臣们也认为，陈汤虽无朝廷授权，但却震慑了四夷，且没有耗费国家的钱粮就完成了使命。最终陈汤等人被赦罪封赏。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却必须遵循大原则。陈汤能够免责，是因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原则是汉武帝定下的。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出使团带上一匹金马及千两黄金，向大宛国求取天马。然而认定天高皇帝远的大宛国王非但拒绝了汉朝，大宛人还为了财物劫杀了回程的使团。

由于与匈奴战事正酣，朝臣们对汉武帝远征大宛的想法都持反对态度，尤其李广利的第一次远征因为准备不足，大败而归。大宛轻视汉朝的态度与李广利的失败，都因为这个国家与致支城一样位于天山外围，汉军远征的话就必须翻越天山，即便取胜也难以控制土地。

汉武帝却坚定的认为，征服大宛固然是为了得到天马，但更重要的是大宛敢犯强汉而不受惩罚，必为西域诸国所仿效。对于当时的汉朝来说，经略西域就如现在中国的全球化需求一样。一旦形成破窗效应，将极大压缩中国的外交环境。最终在汉武帝的坚持之下，汉朝以倾国之力取得了二征大宛的胜利，为后来“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通俗点说，大国崛起必须杀只鸡。美国崛起的道路上，曾经杀了无数只鸡，委内瑞拉不过是其中一只罢了。关注全球冲突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1月13日发布的数据表明，特朗普就任后的一年时间里（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5日），美国进行了573次空袭和无人机袭击。如果加上与盟友合作进行的袭击，特朗普政府发动袭击的次数则高达658次。

回归到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来说，无论中国有多么不愿意发动战争，都必须遵循“以战止战”的规律，选一只敢无视中国核心利益的鸡。否则无论实力有多强，未经实战的短板都必然影响中国的对外影响力。至于这只鸡是在海峡对岸，还是在东海之东，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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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三要素

汉朝武德充沛的背后，是汉军极强的战斗力。先进的武器、严密的组织性，以及尚武精神，则是战斗力的保证。

先来说说武器的问题。

反观匈奴那边，受限于生产力，装备就有点惨不忍睹了。在总结汉军战力时，陈汤写道“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意思是说过往的时候，一名汉兵相当于五个匈奴人。原因是匈奴人的兵器和弓箭水平不行，现在打了那么多年，匈奴那边也学了汉朝制作兵器的技巧去，但汉军仍然能够以一抵三。

就中美之间的军力比较来说，美军无疑在很长时间里，凭借武器的数量、质量优势，拥有以一敌三，甚至以一抵五的能力。如今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绝对领先，以及军事技术的爆发式突破，中国在武器装备上，已经与美国完全没有代差，甚至部分技术有所超越。双方的差距，更多只是在于存量罢了。

再来说说组织性问题

军队与乌合之众的本质区别在于组织性。组织性的强弱，与一支军队的战力呈正比关系。

组织性的核心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个人意志必须符合集体意志，集体意志又必须有一套严密的规则。汉承秦制，汉朝的军队组织形式，很大程度是继承发扬了秦朝的军功爵制。核心有两点，一是继承了秦朝军制“斩首援爵”制，军功、爵位与斩首数量直接挂钩（必须减去己方的损耗）；二是“非有功不得侯”制。秦军的军功爵是不能继承的，但汉朝的侯爵是可以继承的。每个爵位对应着不同户数的食邑，可能享用食邑中百姓所缴纳的租税。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功劳大到可以封侯，那不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还能福及子孙后代。

这也是为什么，汉朝将领对军功极度渴望，陈汤便是冒着矫诏的罪名也要抓住战机。而李广每每因己方损失，难以冲抵斩获而抱憾终身。

有奖就要有“罚”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古代东亚军队有一个不符合现代理念的惩罚制度，那就是“同生共死”，也就是连坐制度。可以说越是战力强的军队，这点执行越严。

比如很多人会奇怪，吐蕃当年怎么就那么强大。唐书里面其实就把这武德三要素都写全了，对尚武精神的描述是——“其宴大宾客，必驱耗牛，使客自射”；对武器装备先进性的描述——“其铠胃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对组织性的描述——“每战，前队尽死，后队乃进。”“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

晚唐之时，朱温能够在各路军阀中脱颖而出，成为唐朝终结者，也是因为坚决实施“连坐杀法”。具体叫“跋队斩”，“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简单点说，一个部队的长官战死，他的部下就得全部处斩。

即便是近代，这一法则依然在起作用。1928年，蒋介石颂布《国军抗战连坐法》，规定在作战时，如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至军长皆如此办理；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亦皆如此办理，班长不退而全班齐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士兵。

当然，现代社会肯定不能用这种极端手段提升军队的组织性了。不过在军队中建立“同生共死”的意识，依然是提升战斗力的有效手段。比如一支军队从一个地区征召，就有利于做到这点。优恤烈士、激发军人的荣誉感也是有效做法。就像刚才提到的吐藩也是这样做的——“重兵死，以累世战没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

游牧民族天生散漫，缺乏组织性是其一大劣势。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曾对法国骑兵与埃及马木留克士兵的战力做过一个闻名后世的总结——“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这种反转，就是组织性差异造成的。

反过来说，拥有单兵和战术优势的游牧者，如果再能拥有极强的组织性，那就能够弥补与中原王朝在武器装备上差距，进而压制住中原王朝。将刘邦包围在白登山的冒顿单于，是匈奴帝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草原帝国的缔造者。他的上位过程，就是将散漫的游牧者打造成一支真正军队的过程。

冒顿是匈奴第一代单于头曼的长子。由于父亲有意将单于之位传给小儿子，冒顿便开始暗中训练自己部属的那一万骑兵。具体的做法是下令全军以他的“鸣镝”（响箭）为令，他射向哪里，部下就必须射向哪里。在用鸟兽、坐骑甚至爱妻验证过部下的忠诚，并处死敢于犹豫者后，冒顿在打猎时将鸣镝射向了自己的父亲，并在弑父后成为新一代的单于。

此后冒顿将匈奴各部重新编组为二十四个万人队，并划分战区，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官职，将匈奴人凝结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军队。最终凭借高于其他游牧民族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冒顿单于攻灭了大月氏、东胡等竞争对手，完成了北亚草原的统一。

在冒顿之前，整个欧亚草原上的游牧者都还是部落结构。组织性优势，使得北匈奴日后被汉帝国击败后，一步步的迁徙至欧洲，最终成为西方人眼中恐怖的“上帝之鞭”。值得一提的是，长城及中原王朝强大的组织性，是匈奴能够率先做到这一点的直接原因。事实上，在匈奴崛起之前，欧亚草原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代表白种游牧者的斯基泰人（也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塞人）。

长城修筑之后，一代代的北亚游牧者为了突破这条防线，不得不一次次的效法匈奴，内卷出一个个草原帝国，而这些被“东亚怪物房”训练出来的草原帝国被中原政权击败后，又几乎都有残余势力带着组织性优势，迁往欧洲称霸。以至于如今欧洲那些游牧者的后代，都被标注为带着亚洲属性的“鞑靼人”。

最后说说尚武精神

匈奴是个全民皆兵的民族，汉朝又何尝不是。两汉时期文武不分，能出将者亦能入相。陈汤自幼写得一手好文章，初入仕途的第一份工作叫“太食献食丞”。简单点说，就是管御膳房的官员。后来又主动要求作为使者，出使西域。到了唐朝也是这种情况，安禄山的义父张守珪军功卓著，唐玄宗就准备拜他为相，结果被张九龄阻止了。原因不是武将不能拜相，而是怕他日后再立功，没有官职可升。

纵观中国历史，你会发现宋朝是一个分水岭。宋朝以前，不管是大一统王朝还是乱世，都有一种非常尚武的感觉。缺点是将领容易拥兵自重，王朝的崩塌都是内部割据而起；从宋朝开始，中央集权得以加强，除了王朝初期有功臣觊觎权柄的风险以外，没有一个王朝是因为军事政变而硬着陆的。

最直观的感受，是唐宋之间其实仅仅相隔的50余年，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的感受。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宋朝为避免五代武人之祸再次上演，用“禁武令”的做法，把整个民族的尚武基因给抽走了。这里说的禁武令不是练武，而是民间拥有兵器。所谓“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便是赵匡胤的下的禁令。

比如你看水浒传，“朴刀”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就是因为朴刀又名“播刀”，是用来播种的家具，打了一个擦边球没有被禁。解珍、解宝兄弟的兵器是猎叉、李逵的兵器是板斧，也都是打了这个擦边球。

禁武令无疑大大降低了中央政府的管理难度，也让那些有异心的将领，难以迅速打造私军。后来的元、明、清三朝，都颁布有类似的法令，将兵器和尚武基因集中留存于接受中央政府管控的军户中。

反之如果任由民间尚武的话，组织起来的农民，战斗力并不会比游牧者低。典型的案例就是太平天国。清朝末年人口爆增，山多地少的两广地区，土客矛盾日益尖锐。官府无力弹压之下，只能放任双方械斗。为了在械斗中占据上风，土客双方都在武器装备、组织性上，完成了军事化。至于太平军核心，就是在土客械斗中成长起来的客家人。金田起义时的太平军，不过两万人。正是凭借这两万骨干，太平军几乎将整个南方地区的满城都给歼灭了，使得清朝不得不放权给曾国藩为首的南方地主，组建汉人民团来镇压太平军。

回到汉朝的武德问题上来。汉朝对于民间拥有武器都持开放，甚至是鼓励态度。放在当下，其实更像不禁枪的美国，而不像中国。美国枪支文化源远流长，无论是移民时代、独立战争，还是西部开拓时期，公民的持枪权都被认为是美国能够做大做强的保障。以至于今天的美国虽然因为枪支泛滥而造成了很多混乱，但上升到破坏美国文化、影响美国人自由的“禁枪令”却始终没办法落地。

汉朝对于民间持有武器的开放态度，继承于全民皆兵的战国时代。也可以说是“战国怪物房”，为汉朝注入了尚武精神。由此也可以认为，唐朝的尚武精神是从“魏晋南北朝怪物房”里拼杀出来的。一直到宋太祖用“以文制武”的制度设计，终结了五代武人之祸后，这一趋势才发生逆转。只不过这并不能认为，华夏文明就此失去了尚武基因，更准确的认定应该是从显性基因变成了了隐性基因。

美国有禁枪与不禁枪之争，汉朝其实也一样有过。古代的弓弩相当于现在的枪支，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曾经建议，朝廷应该禁止百姓携带弓弩。认为十个贼人张开弓弩，一百个官吏都不敢上前，导致盗贼不能及时被捕获，很多贼人都逃走了。因此允许百姓拥有弓弩害多而利少，是盗贼猖獗的原因。如果禁止百姓携带弓弩，那么盗贼抵抗时就只能短兵相接，短兵相接的话人多者胜。只要官吏人手能压倒盗贼，肯定是势在必得。盗贼的犯罪成本增加，那就不会想着犯法了，这才是正确的治理手段。

汉武帝就把这个建议发给群臣讨论。光禄大夫吾丘寿王表示，古人制作兵器的目的，本意不是为了自己人互相伤害，而是为了制止暴行、讨伐邪恶。平时用来防备猛兽、应对突发情况；战时则用于守卫和布阵。老百姓去当盗贼不是因为有了弓弩，而是因为官府教化不利。而且孔子也认为，射箭是一技之长。上古三代的礼法还有“大射之礼”，老百姓出于自卫的理由才自备弓弩。如果禁了，反而会助长贼人的气势，让老百姓没办法自救。

尤为击中汉武帝的论据，是秦始皇也颁布过“禁武令”，收天下兵器于咸阳筑了十二金人。吾丘寿王认为，就是因为搞了禁武令，秦朝才亡的。此言一出，不光说服了汉武帝，就连公孙弘也赶紧撤回了自己的建议。汉朝则在尚武的道路一路狂奔。

有没有发现，吾丘寿王反对禁弓弩的理由，几乎与美国反对禁枪的理由如出一辙。在此列出，并不是说今日之中国，需要开放枪禁。只是想告诉大家，原教旨的中国文化，有着绝对不低于美国的尚武基因。今天也完全可以在尚武基因的显露与内部安定之间找到平衡。学生必须接受军训；扩充预备役的数量；用政策和荣誉感，吸引更多良家子、技术人才行从军；鼓励军民融合，把民用技术、民间人才纳入军事体系，都是具体的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同样是个很好的例子。以兵种来说，二战时期发挥最大作用的是飞行员。丘吉尔曾经在英国空军抵御住德国轰炸后动情地说“在人类战争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不过战争就是绞肉机，除了消耗大量钢铁以外，更消耗大量生命。完全依赖军队培养的日本，每年能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不过百人。很快就面临飞行员严重不足的窘境，以至于后期只能简单训练学生，去执行自杀式飞行任务。

相比之下，美国的飞行员储备就要好得多。1940年的美国有各类航校700多所，数量更为庞大的民间飞行俱乐部。战争期间，每个月就能向军队输送2500名飞行员。如今的战场，无人机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试想下一个拥有庞大民间无人机飞手的国家，在未来战争中将占据什么样的优势。

简而言之，当下再提“尚武精神”，不是说让每个人都拥有击毙邻居的能力，而是让更多的个体，成为战争机器的基石。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中国要走军国主义道路（军国主义本也不属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主线是安居乐业，是耕种而不是夺取土地）。单纯是形势比人强，一如古代中原王朝来说，发展军力并不是为了草原的牛羊、西域的美女，实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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