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10月23日，英军对广州发起炮轰，标志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正式爆发。事件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半个月前，清政府在广州海域打击盗匪时，未经英方授权登上了亚罗号英国舰船，并扣押了12名中国水手，还撕毁了舰上的英国国旗。英方以此为借口，要求修改《南京条约》，内容包括允许英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定居，并重新商议关税问题。然而，清政府对此坚决拒绝，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6年，时间似乎让清朝的决策层忘记了当年的痛苦教训。历史上，各国在面对更强的外部力量时，反应各异。比如，日本在黑船事件后，深受震动，迅速学习西方技术，成功实现了近代化；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受法国先进炮兵战术的影响，开始进行大规模军事改革，最终崛起为欧洲第一的陆军强国。然而，清朝的反应却如同一只鸵鸟，把头埋进沙土里，回避现实。清政府不仅未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停滞不前，继续以愚昧和落后应对外部挑战，最终败北于第二次鸦片战争。 与清朝的实际停滞相反，当时的清政府官员却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迷之自信。比如，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奏章中断言，英方要求修改条约不过是口头威胁，他们绝不敢真正发动战争。这种论调，与16年前林则徐坚信英国不会开战的想法如出一辙。那么，为什么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叶名琛仍然如此自信，认为英国不会来犯呢？

首先，叶名琛坚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非源于清朝国力的不足，而是林则徐个人的无能所致。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认识到自己低估了英军的实力，开始努力招募水勇并学习英国的先进军械技术。可惜的是，道光皇帝却将林则徐的媚外行为视作失败的根本原因，指责他一心只为海防，导致两广的水军力量被大幅削弱。最终，这种削弱让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东的海防力量几乎接近空白，英军一个不足5000人的队伍便能够在东南沿海肆意横行。 其次，叶名琛深信通过关闭口岸、断绝通商的威胁，英国一定会屈服。事实上，英国曾多次要求修改《南京条约》。1847年，英国发动了炮舰外交，击毁了清军800多座炮台，并威胁要重新修约。当时，两广总督徐广缙采取了强硬态度，威胁要断绝与英国的通商，最终使得修约计划不了了之。前任的成功经验使叶名琛过于自信，认为英国会因害怕中国的闭关而不敢冒险。然而，这种自信实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英国的战略考虑远比叶名琛所想的要复杂得多。 事实上，英国选择暂缓修改《南京条约》与中方的威胁关系并不大。尽管英国四处扩张，但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道德舆论还是相对强烈的，民众对于政府支持鸦片贸易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泰晤士报》甚至公开谴责政府庇护鸦片贸易，认为其行为极为无耻。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在没有足够的借口时，不愿背负鸦片贸易庇护者的骂名，轻易发动战争。因此，清政府并未真正理解英国内政的复杂性，而是将局势看作一个简单的力量对比，认为地方官员的强硬态度能成功阻止英国修约。

然而，正当战争一触即发时，叶名琛才意识到清军远不是英军的对手，转而提倡不战、不守、不降的政策。但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真正了解局势，仍旧抱持着一种虚假的优越感。尤其是在英国使节包令提出和谈要求时，叶名琛竟然选择将谈判地点定在了一处码头仓库，这种侮辱性举动无疑加剧了矛盾。 当英军的炮船将清军的炮台摧毁得七零八落时，叶名琛仍旧在总督府内自顾自地与包令交涉，视自己为上国，这种荒谬的局面竟然在1856年的广东真实上演。 更令人讽刺的是，叶名琛不仅被当时的官场视为一位能吏，他的贤名似乎为他带来了无尽的自信。然而，为什么一位公认的能吏，在面对强敌时却如此盲目自大？他难道不担心处理不好与英国的战事，最终丢掉自己的官职吗？

叶名琛及其他清朝官员之所以如此无知，根源在于当时的清朝皇帝，并不要求他们去深入了解敌人的实际情况。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下令勿起边衅，结果在与英国的战争爆发后，负责外交的林则徐（抵抗派）和琦善（议和派）都因触怒皇帝而遭到惩罚。在条约内容的商议上，道光皇帝对条款的细节如允许英国使节驻广州、两国平等交往等极为关注，但对赔款、关税等关键问题却漠不关心。 这种偏颇的关注为清朝的官员树立了错误的行事标准：一方面，不能挑起战争，保持和平局面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天朝的尊严最为关键，而实际利益则被轻视。因此，像林则徐那样积极学习西方技术的举动，并未得到重视。而像徐广缙、叶名琛等人，关心的不过是如何利用闭关政策来威胁英国，以维护表面的尊严。 但清朝显然没有意识到，闭关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压力，甚至比英方的威胁还要严重。咸丰年间，海关税收超过百万两，已成为清政府的主要财源。一旦关闭口岸，政府将承受的经济压力远远大于英方所能施加的压力。

然而，叶名琛等人的心态早已改变，他们不再关注国家的存亡，只关心如何通过谎言欺骗皇帝，以保住自己的官职。为了给自己脱罪，叶名琛在奏章中夸大事实，编造了广东军民屡战屡胜的虚假战报，甚至将自己编造的战果与英军的总兵力相加，声称中国已在战斗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等到广东陷落，叶名琛被俘，消息传到紫禁城，咸丰皇帝仍然沉浸在捷报的幻象中，批示中写道：览奏实深诧异！ 在专制时代，皇帝的意愿往往凌驾于国家的生死存亡之上。清朝的地方官员们不需要考虑如何富强国家，只要通过谎言欺骗皇帝，他们就能保住自己的职务。这种腐败的政治机制，正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陷入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也是下瞒上的制度规律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