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选择人才时，有一项重要的标准：是否出身黄埔军校。从当时中央军的主要将领来看，这一标准几乎成为了他用人的铁律。只要是黄埔出身，且对蒋介石忠诚，即便在能力上稍有不足，依旧能得到重用。这种情况，特别是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胡宗南，尽管他多次在与我党的对抗中屡战屡败，依然被蒋介石所倚重，步步高升。而除了胡宗南，还有一位人物也颇具典型性——石觉。石觉并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但他却凭借对蒋的忠诚与在黄埔军校的经历，获得了蒋介石的重用。即使在蒋介石迁往台湾后，石觉的地位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石觉，1908年生于广西桂林，家庭背景并不显赫，父亲是一位军人，但在外征战后音讯全无。1924年，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三期，成为了蒋介石的门生。然而，黄埔军校的学员众多，石觉虽然勤奋，却并未因才华横溢而引起蒋介石的特别关注。他的真正贵人是汤恩伯——这位后来成为他职业生涯关键人物的上司。 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并将黄埔军校迁至南京。石觉成为黄埔第六期学生总队第二大队的副中队长，而大队长正是汤恩伯。此后，石觉在汤恩伯的麾下，几乎一直从事军职，直到1945年，两人共事了近二十年。汤恩伯对石觉的信任不言而喻。抗战胜利后，石觉与汤恩伯的嫡系13军一起进入东北，成为国军进军东北的先锋。

13军装备了全美械，凭借强大的火力，曾多次击败我党在东北的部队。然而，随着新的军队进入，13军被调整为驻守承德的二线部队，其重要性有所下降。1946年，石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前往配合张家口会战，这次战斗国民党最终获得了胜利。傅作义在此役中奇袭张家口成功，石觉也率领13军攻占了多伦，两人首次的合作颇为顺利。 然而，在1946年冬，石觉再次接到命令，深入东北与我党部队作战。此时的东北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3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尤其是在辽西会战和四保临江战役中，多个师被全歼，13军的战力大大削弱。

1948年5月，国民党对东北的战局进行了重新部署，13军归傅作义指挥。然而，石觉并未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依旧信心满满地对部下说：只要有13军在，热河就在！但很快，这种自信被事实击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接连被歼灭，热河也随之沦陷。1948年11月10日，石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第九兵团的中将司令官，但仅仅两天后，承德便宣告解放。 此时的石觉意识到形势的变化，傅作义开始与我党进行和谈，石觉深知自己与汤恩伯在抗战时期对红军的围剿，使得自己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他决定寻求撤离，于是联系南京，希望通过空运撤离。然而，傅作义向来行事谨慎，他并未完全拒绝石觉的请求，但最终，空运撤退的计划由于泄密而失败，解放军的轰炸使得适合运兵的机场无法使用，石觉的逃亡计划因此泡汤。

在无法带走全军的情况下，石觉决定带领少数高级军官撤离。蒋介石得知后迅速派遣飞机接应。最终，只有石觉等少数人成功撤离，其他20多万国军部队则被迫接受了解放军的改编。 回到南京后，石觉成为了光杆司令，手中无兵可用。所幸的是，他依旧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然而，经过一系列战役，蒋介石对石觉的评价愈加高涨，认为他是最有希望的将领，但由于受到了汤恩伯的拖累，未能再次发挥出应有的战力。

在1949年，蒋介石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将石觉派往舟山群岛担任防卫司令官，并任浙江省主席。在那里，石觉负责指挥五个军的防守。蒋介石担心舟山群岛会成为国民党的最后堡垒，因此他决定撤离驻扎在舟山的部队，转移至台湾。 刚开始，石觉并不愿意接受撤退，认为部队依旧有战斗力。然而，蒋介石当即发火，强制命令部队撤退。在美军的帮助下，约12万人成功从舟山群岛迁往台湾。虽然撤退过程充满艰难，但石觉与蒋介石的关系依旧亲近。

到达台湾后，蒋介石不再重用黄埔旧将，像汤恩伯、何应钦等人都被边缘化。相反，石觉却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了台湾防卫总部副总司令、北部防守区司令、南部防守区司令、第2军团司令等职，并在1957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离开军队后，石觉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政治事务，成为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石觉在晚年还极为热爱太极拳的推广，使得太极拳在台湾广受欢迎。直到1986年，他因病去世，享年78岁。

尽管石觉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但他的一生无疑充满了波折与机会。凭借在黄埔的经历和忠诚的态度，他在动荡的年代中屡屡获得蒋介石的信任。而他最为突出的能力，或许并非作战，而是极强的撤退能力。在战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他几乎无一例外地安全撤离，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与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