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剧中，地下工作者常常是身手不凡的英雄人物，穿梭在敌人阵地，获取情报、传递暗号，时刻与敌人周旋。然而，现实中的地下工作者却往往是平凡的，甚至看起来毫不起眼。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八路军地下情报人员孙书田的经历，也许能给我们一个更真实的答案。从1939年起，他借助地方商会的掩护，悄然接触日军，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他的地下工作，既平凡又充满危机，真切地呈现了一个地下工作者艰辛的生活。 孙书田出生于1923年10月22日，河北省保定雄县南关西后街。他家里不但有田地，还经营着一间小饭铺，相较于许多贫困农民，孙家日子过得算是不错。作为独生子，孙书田备受宠爱，父母寄予了他厚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孙书田还在高小读书。随着战火蔓延，学校停课，学生们走上街头，控诉日军的侵略。自那时起，孙书田的求学之路戛然而止，不得不回家帮忙，投身家里的小饭铺。

民国时期，街头巷尾的“小饭铺”比饭馆简陋，几乎就是街边的小摊。这里价格实惠，普通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顾客。而孙书田接触“地下工作”的初体验，也源自这家小饭铺。 有一位来自文安县石桥村的中年人，经常到县城办事，孙书田与他逐渐熟络。后来，孙书田才知道，这位姓吕的中年人，原来是来打探日军情报的。在他们的接触中，吕中年人曾为孙书田介绍了一个媒人，表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双方父母都同意了，便订下了婚约。 然而，不久后，吕小庄的父亲被日军抓走，沉入冰窟中死去，母亲也在一年前病故，孤身一人的吕小庄只能带着小弟弟，投奔孙书田家中。1937年秋，孙书田正式加入了“华北民众自卫军”。 那时，国民党第29军在日军的打击下败退，第53军接替了防线。但当时并未与日军正面接触，53军很快就接到撤退命令。在雄县附近，江东升排长率领一百余名士兵不愿撤退，带领士兵与日军展开抗争，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响应号召，加入了华北民众自卫军。

孙书田虽是家中的独子，但父母和亲朋都支持他参军。刚刚完婚的妻子吕小庄虽然心中不舍，依然鼓励他披上战袍，送他上了战场。 孙书田只有十五六岁，尚显稚嫩，他被安排到连部担任勤务兵。1938年秋，他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围困，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亲历战场，孙书田回忆说：“心里还是有些胆怯，但国仇家恨激发了我拿起武器，鼓起勇气奋勇杀敌！” 这场战斗，华北民众自卫军大获全胜，打死了大量日军。然而，日军很快调集了大批部队进行扫荡，实力悬殊，华北民众自卫军寡不敌众，最终被彻底打散。部分人员转移到安新县白洋淀继续抗战，其他人则纷纷回家。 孙书田因为失去联络的部队，只好回家。1939年秋的一天，他家里来了一个老朋友，马文彬。两人叙旧之后，马文彬为孙书田介绍了一个工作——在雄县商会帮忙。不久后，孙书田才得知，马文彬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他的引荐下，孙书田也步入了地下工作的大门。

与影视剧中的地下工作者不同，孙书田的工作并不那么高大上。影视剧中，地下工作者往往身手敏捷，情报获取也常伴随着惊心动魄的冒险。但孙书田并未接受过系统的间谍训练，甚至连暗号都不曾使用。他的工作方式看起来更为朴实无华，甚至显得有些“业余”。 孙书田的情报工作，往往通过纸条传递。当他获得情报后，会将其写在纸上，交给两位下线——王福安和高小林。因为是单线联系，通常情况下，情报都是由这两个人分别送到不同的地点。 日军驻扎在县城时，经常让商会帮忙办理一些事务。商会有财力，办事效率高，因此日军常常依赖商会购买蔬菜、日常杂物等。孙书田在商会担任跑腿，偶尔去日军大院送货，逐渐与驻扎的日本士兵建立起了熟络关系，甚至会买一些香烟和糕点送给他们。久而久之，他的出入变得更加方便。 除了打探情报，孙书田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意外地获得了一些其他资源。例如，当雄县爆发流行病时，他通过与日军医务人员的交往，设法弄到了药物，帮助控制住了疾病的蔓延。

孙书田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日军的动向。通过日常工作中的细节，他逐渐掌握了日军的习性和作战计划。例如，他发现日军虽然训练不多，但武器装备精良，士兵随时可以集结出动。再比如，日军的饭堂每天都会挂上小木牌，标明厨房要做多少餐，而孙书田每次送餐时，都会偷偷留心，掌握日军的人员动态。 然而，这些地下工作并非没有风险。日军驻扎的大院有岗亭、卫兵室，每天晚上哨兵回到卫兵室后，大门会关上，但仍有守夜的日本兵值班。孙书田常趁着傍晚人少的时候，悄悄将传单塞进岗亭，冒着极大的危险向外传递情报。这一行为，他坚持了四五年。 有一次，日军突然行动频繁，孙书田意识到可能有大行动即将发生。为了尽早传递情报，他冒着更大的风险，亲自找到下线王福安，把消息传递出去。尽管途中发生了一些意外，王福安被抓，孙书田依然选择没有立刻撤离，而是继续观察局势。 幸运的是，王福安最终没有泄露情报，日军没有第一时间审问他，而是将他关进了牢房。孙书田趁机送饭，私下与王福安交谈，确保他没有暴露情报。最终，日军投降，孙书田的地下工作才得以告一段落。

日军撤离后，孙书田继续执行新的任务，潜入伪“保安团”，继续进行地下工作。不久后，他被编入国民党第66军，接受了北平的军事训练。直到1949年，他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后来获得了和平起义证，最终回家务农。 相比电影中的地下工作者，孙书田的经历显得平凡而真实。真实的地下工作往往没有那么戏剧化，更多的是在平凡的日常中，暗藏着极大的危险。即便如此，孙书田和无数地下工作者一样，依然勇敢地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做着最平凡却也最危险的工作，他们不为人知，却都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