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曾有记者向他提问，假如有机会回到大陆，想见哪些人。当时，东北军的老兵们已经所剩无几，张学良提到了好几个名字，但第一个说到的并不是他的亲人，也不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而是卫队营长孙铭九。 不久后，记者将这段采访的视频播放给孙铭九看，并告诉他：张将军非常关心你的情况。当年，孙铭九曾随张学良出生入死，虽然分别了几十年，但他只能通过视频与张学良重逢，这让他想起了曾经在东北军那段光辉岁月，不禁热泪盈眶。

有人分析，张学良首先提到孙铭九，或许因为两人关系深厚。的确，孙铭九深受张学良的信任，西安事变时，他也是参与捉拿蒋介石的功臣之一。但西安事变之后，孙铭九的行径并不光彩，正是他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因此，张学良失去了恢复自由的机会，且之后孙铭九还叛国投靠了日本。 张学良提到他，恐怕不仅仅因为两人情谊深厚，更多的是想弄清楚一个问题：当年我待你如此厚重，为何你不听从命令，采取激烈手段，最终让我陷入困境？

孙铭九虽然是一个较为普通的人物，但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后来又从正面走向反面，经历丰富且曲折。西安事变之后，他为何选择投向日伪？解放后，他的结局又如何？ 孙铭九，原名孙明久，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尽管出身平凡，但他少年时期的运气不错，在省立三中就读时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成了同学，两人关系非常亲密。此后，孙铭九的人生轨迹便与张学铭紧密相连。

凭借张学铭的推荐，孙铭九加入了东北军，张学良还资助他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张学铭担任天津市公安局保安队局长，孙铭九也被安排在保安队担任教官。 1931年5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后，途经天津返回北平。为了避免日军制造麻烦，张学铭派孙铭九带领30多人护送。尽管孙铭九之前与张学良见过几次面，但这次才有机会与张学良深入交谈，双方印象非常好，张学良还送给孙铭九一块定制的瑞士手表，上面嵌有张学良的头像。

然而，事态变得急转直下。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得不撤回关内。接着，日军又挑起了热河事变，东北军的汤玉麟部队不战而退。面对全国舆论的强烈批评，张学良被迫下野，前往欧洲考察。 张学良虽然暂时离开了军队，但这对他个人、对东北军甚至对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幸事。在欧洲考察期间，张学良不仅彻底戒除了鸦片，还焕发了新的精神面貌，同时学习了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军事管理体系及西方的民主政治。

1933年底，蒋中正电召张学良回国。当时，蒋中正正在围剿红军，福建地区也发生了福建事变。蒋中正面临内外困境，只能寄希望于张学良和东北军。 张学良回国后，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孙铭九也通过张学铭的推荐，担任了张学良的随身参谋，并深得张学良的信任。

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秘密飞往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只有刘鼎、王以哲、孙铭九三人随行。刘鼎是中共联络代表，王以哲则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会后，叶剑英也被安排住进孙铭九家中。 孙铭九回忆，张学良从欧洲回来后，精神焕发，开始整顿东北军。他时常说：东北是从我手里丢掉的，一定要通过我的手夺回来。

当时的东北军，尽管装备精良，但却面临许多问题，腐败严重，部分中高级军官贪图享乐，士兵待遇差，士气低落，完全不是红军的对手。东北军在西北与红军的交战中，不到半年就接连失败，损失惨重，张学良的信心受到重创。 与此同时，大量的爱国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纷纷来到西安，向张学良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这些人带来了强烈的抗日情绪，迫使张学良开始重新思考策略。

面对东北军的衰败，张学良开始整顿军队，为了加强抗日力量，他开始培养少壮派军官，并以刘鼎等人为核心，成立了抗日同志会，自己担任会长，逐渐形成了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为核心的三剑客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