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合，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革命即将进入新的阶段，然而，党内的分歧却也随之浮出水面，且随着局势的发展愈加激烈。

当时，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也陷入了困境，面对这场内部分歧的危机，他束手无策。直到毛主席在关键时刻作出果敢决策，带领中国共产党从难关中脱困。张闻天曾回忆道，若非毛主席坚定果断的决策，党和革命的未来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么，这些分歧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南下还是北上？这是决定党命运的关键抉择。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突破重重阻隔，成功会师在夹金山北麓的懋功小城。6月18日，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纷纷到达，会师的现场人头攒动，军队的热烈欢迎可见一斑。这一会师标志着中国革命力量的壮大，意味着接下来的革命之路将开启新的篇章。

然而，就在局势看似大好之时，党内的分歧却悄然发生。中共中央刚到达川西北地区时，便发现这里地势险峻、资源贫瘠，根本不适合长期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此，党中央决定再次转移，目标指向了川陕甘一带，计划北上。

毛主席将这一决定向张国焘等人阐明，他强调为了推进苏维埃运动，红军必须占领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这将有助于巩固革命阵地，确保长远战略的可行性。毛主席认为，红军应以岷江以东为主攻方向，打击敌军的进攻力量，并向岷江与嘉江之间展开发展。然而，张国焘对这一北上战略提出了激烈反对，他认为北上路途艰险，且敌人兵力强大，反倒建议集中力量占领青海、新疆，或是南下川、康边界，寻找更为有利的战场。 这一争论成为了党内激烈斗争的根源，党中央面临着北上与南下之间的重大选择，而这一选择关乎革命的成败与未来。

1935年6月26日，为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两河口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等重要领导出席。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详细阐述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意义。他指出，川陕甘地区不仅有利于军事机动，且人口众多，汉人居多，这为开展革命工作、扩大队伍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相较于南下，北上的优势更为明显。如果南下，不仅将面临装备精良的敌军，还有险恶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青海和新疆等地的自然条件比川陕甘更为艰难，因此北上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然而，张国焘依然不满，认为北上的道路过于艰难，且敌军强大，南下显然更为合适。会议陷入僵局，这时，毛主席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局势。他围绕北上战略提出了务实而明确的军事规划，给出了实际可行的方案，并成功说服了与会的几乎所有领导。最终，两河口会议做出了明确决定：全军北上。 张国焘虽然在表面上同意了这一决策，但他内心依旧对北上心存不满，并迅速采取行动，试图改变这一决定。很快，张国焘的行动表明，他并不打算按照党中央的北上战略行事，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径，这一行为几乎使中共革命陷入严重危机。

1935年8月初，为了挽回局面，中央再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劝说张国焘坚持北上战略。然而，张国焘依旧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态度，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持消极态度，导致红军的行动迟缓，错过了许多战机。 此时，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整个红军的行动。1935年9月3日，张国焘向党中央回电，表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其消极态度清晰可见。

9月8日，张国焘甚至向陈昌浩发出密电，要求他带队南下，这一电报被中央截获，紧急召开了党内会议。如果这一分歧处理不当，中共将面临四分五裂的风险，革命力量可能因此遭遇重大损失。张闻天在思考后，明白继续北上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然而，这一决定能否顺利实施，却悬而未决。

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果断地做出了决策。为了避免更多的内耗，毛主席立即指挥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等部队悄然脱离，趁夜继续北上。毛主席的果敢决策，不仅保证了红军的安全，也为中共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国焘的阴谋最终彻底破产，虽然他试图另立山头，但最终未能如愿。朱德、刘伯承等党内重量级人物迅速与张国焘划清界限，坚决支持毛主席的领导。张国焘虽然带着部队南下，却遭遇了重重困难，快速陷入了挫折之中。正如周恩来所言，南方的复杂局势使得革命力量无法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并且敌人对南下队伍展开了猛烈的围剿，最终张国焘的队伍大幅减员，形势岌岌可危。 毛主席的北上决策，保存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为未来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张闻天虽然在党内逐渐退出了负总责的岗位，但他在毛主席的重要决策面前始终坚定支持，为中共的胜利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张闻天一生并不追求个人权力，他曾多次表示：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着谁走。从遵义会议到革命的各个关键时刻，张闻天始终坚定地支持毛主席。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执着，使他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位无愧的伟大人物。